钩沉｜儒学大家孙奇逢：始于豪杰 终以圣贤 一探究竟：明朝亡于东林党这个说法，真的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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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因明清两朝征聘十一次而不就，被时人敬称“孙征君”。
他虽一生不仕，却勇救东林、守卫容城、守御五公山……彰显燕赵人的节义。
晚年，他致力于著述讲学，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与黄宗羲、李颙合称“清初三大儒”，被誉为北学宗师、北方孔子。
他一生坎坷，却一生高洁，一生贫瘠，却又一生富足。始于豪杰，终以圣贤。
这就是从直隶保定府容城（今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走出的儒学大家孙奇逢。
燕赵豪杰 勇救东林
容城孙奇逢纪念馆内景。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直隶保定府容城（今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人。
孙奇逢家学渊源，从小就豪爽尚义。
十四岁时，孙奇逢随父亲到容城县北河照村拜谒祖母的族人杨补庭（即明朝忠烈杨继盛之子杨应尾）。杨补庭看到少年孙奇逢相貌俊朗，神清目明，彬彬有礼，颇为惊喜，就问他：“设使我在围城中，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应如之何？”孙奇逢想都没想，应声而答：“效死勿去！”杨补庭大喜过望，向孙奇逢的父亲祝贺说：“此子足卜终身矣！”
后来，孙奇逢的确没有辜负长辈寄予的厚望，一生秉持正义，不畏强权。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称赞他：“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而再见。”
孙奇逢的慷慨悲歌之风，从他勇救被魏忠贤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的义举，便可见一斑。
明天启乙丙年间，宦官魏忠贤窃取朝廷权柄，诛杀异己，孙奇逢的好友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名士相继被诬陷入狱。
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悲痛万分，心焦如焚，带着父亲的两份手札前来求救。一份给孙奇逢，一份给孙奇逢好友鹿善继的儿子鹿化麟，手札中表明已知此次毫无生路，向两位好友托孤。
东林党人周顺昌派人一路护送魏学洢，也有信给鹿善继：“今其长公随乃翁以行，而道孤援绝，欲仗公为之覆庇，更厚望于孝廉孙公（孙奇逢十七岁中举，是为孝廉）。愚谓两公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公子，不至失所，令魏科都得生入里门，不至终成汉、宋诸贤之祸。”
魏周二人的信言辞恳切，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孙奇逢和鹿善继的信任与感激。鹿善继的父亲鹿正不顾凶险，毅然在家里为魏学洢准备住处，悉心照顾。
当时鹿善继以主事的职务，协助大学士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孙承宗是天启皇帝的老师，于是孙奇逢想到利用这个关系来营救好友，就上书孙承宗，责以大义，请求施救。书信中恳切求救：“左、魏诸君子，清风大节，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独以善类之宗，功臣之首，横被奇冤，自非有胸无心，谁不扼腕！……阁下功德，前无邃庵怜才扶世之感，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诸君子以道义臭味之雅，受知于阁下最深且久，岂无意乎？”
孙承宗被孙奇逢的大义说服，与鹿善继、鹿化麟、孙奇逢弟弟孙奇彦日夜商议营救方案。他料想给皇帝上书也会被魏忠贤扣下，到不了皇帝手里，就想以入朝跟皇帝上报军情为由，解救东林党人。魏忠贤听说，大惊失色，“绕御榻而哭”，天启皇帝连夜下旨严令孙承宗不得入京，孙承宗无奈“至通州而返。”最终，营救计划失败。
左光斗被押解到京城，白沟是必经之路。左光斗先给孙奇逢的第一个弟子、白沟的张果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面见孙奇逢。此时与左光斗见面，在锦衣卫虎视眈眈之下，无异羊入虎口，但孙奇逢二话不说，赶赴白沟。
孙奇逢的种种努力还是未能避免左魏二人下狱。他们被诬陷贪赃，左光斗二万，魏大中五千，限期立刻上缴。
当时正值盛夏，孙奇逢和鹿正、张果中一起不顾炎热奔走募捐。可惜捐助银两还没能送到京城，左、魏二人已遇害。
第二年，周顺昌又被逮捕了。孙奇逢派弟弟孙奇彦，鹿善继派仆人赵顺，一起将凑的钱送到京师准备营救，结果周顺昌也已被杖杀于狱中。
孙奇逢得知后悲痛又豪迈地说：“诸君子皆当世第一流人，致命遂志，自足照耀今古！”
孙奇逢为此次东林诸贤之祸写有《乙丙记事》，不仅将营救三君子的前因后果详尽记述，并将捐资义助之人、提供住宿之人一一备载，还在文章末尾将出力最多、奔波最苦、气节最烈之人做了一番总结。唯独不写自己怎么出资出力。
孙奇逢家境贫寒，但朋友有难，他倾囊而出，连妻子都将娘家父亲接济的钱拿了出来。从营救左、魏、周到三人被害，再到护送棺柩、安顿家属，将所筹之金按名单返还……历时一年多，经冬历暑，奔波劳碌，这期间从始至终一直在坚持的最重要的组织者是鹿正、孙奇逢和张果中，因而三人被誉为“范阳三烈士”，义声震天下。
而同样为之奔走、记载此事的孙奇逢，却一直让功于众，于豪杰之外，尽显圣贤风范。
守城结寨 护佑乡民
容城孙奇逢纪念馆。
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清朝正式建国，风头正劲，野心勃勃。随后清军越过长城继续对明朝发动攻击，深入畿辅地区，很多地方陷落，遭到八旗骑兵蹂躏。
容城一马平川，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自然难逃清军视线。容城土城墙因雨坍塌过半。刚刚上任的刘知县听说容城县有位与刘因、杨继盛齐名的贤德之才，立刻亲顾茅庐，请孙奇逢来共同保卫县城。
孙奇逢携子侄乡党三十多人一起入城，分守坍塌最严重的西北角楼。
时年八月初一，清军将兵力增至数千，围困容城已经整整七天七夜，在城墙架设云梯数十，两方交战，箭如飞蝗。
城上奋勇百倍，争思奏功。清军死伤甚众，始终攻不下来，战斗进入僵持。
孙奇逢在《丙子城守记》中这样记载了战斗的惨烈：“忽西门炮声不绝，敌载席苇膏火等物数车趋烧西门。门固木为之，不复片铁，势甚危。幸桥已先断，孙乡宦煌于门内预设大将军一座，因穴其门以击之，车尽齑粉纷飞，敌人落水死者无数。铅丸飞至数里外，声势震裂，敌人惊惧噬指，即时拔营，焚西关庐舍而退。”最终清军败走，一方百姓得以保全。
面对清军铁骑，孙奇逢能指挥众人将坍塌最严重、敌人进攻最猛烈的西城守住，他的英勇节义和军事才能可见一斑。
当时直隶巡抚张其平以孙奇逢守御有功向朝廷荐举，奉旨取选时加一级用；时任恤刑员外郎胡向化也以孙奇逢守御才能举荐，奉旨取选时加一级用，但孙奇逢都婉辞不就。
在孙奇逢记载此事的《丙子城守记》的结尾，他详尽总结了这次战争，记下了功臣烈士，还有“以避难来容，竭力捍御，应并录以志”，“一时同心，患难之义，若四境烈女节妇勇士义民有关风化者，俟另为编辑。”
孙奇逢言出必行，又编著《取节录》一书。此次守城有功之人，孙奇逢特意上书县令一一奏明，并建议祭葬、旌表、附祠同祀……对于饥寒交迫的守城之人，孙奇逢也心细如发，请求动支公饷扶贫济困。
孙奇逢率众守险却不居功，事来鼎力相助，事成却又让名于上、让功于众。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再次进犯。明政府不作为，容城已不可守，孙奇逢率宗族乡党愿依从者数百家、数千人一路艰难跋涉，来到易县五公山，于山上修寨自保。
五公山，亦名五峰山、五峰寨，距容城直线距离约一百七十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清军是八旗铁骑，孙奇逢率领的是一群士子和百姓，敌我力量悬殊，首先要将这数千人凝聚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为此，他审时度势，针对当时百姓信奉神灵的心理，写下《双峰祝山神文》，文中说：“谅神必有恻然是悯者，所冀呵护无疑也。自誓之后，父老子弟务协心力。”以山神呵护来安定人心，以“务协心力”为行事之重。又写下《祝神器文》，强调国家安危的重要性。
同时，在《山居约》和《严樵牧》等文中，他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严行止，储米豆，禁樵牧……以德抱团，纪律严明，与当地居民秋毫无犯。
孙奇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齐人心，带头把自家所有的粮食拿出来给众人吃，结果十多天就吃完了。此举令他更增威望，随行众人抛却私心，同舟共济，数千零散的士民成为一个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民间武装。
此次守御五公山一直到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春清军劫掠已足，退回关外，才告结束。
著述讲学 终成鸿儒
孙奇逢设立的家规。
清朝定鼎以后，圈田令下，孙奇逢故园已不可居，他先是流寓新安（今雄安新区安新县），协助当地士绅编著《新安县志》，后举家南迁河南辉县夏峰村。
在夏峰村，孙奇逢著述讲学，教化一方百姓。
孙奇逢为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以深造自得为途径。”面对战乱之际社会礼崩乐坏而北方学人又大多凋零的现实，他独肩道统，赓续文脉，年愈老而志愈坚，“一编孔孟彻宵旦。”他合程朱、陆王两派以回归孔孟儒学，构筑一个宏大的道统体系，历时近二十年著成《理学宗传》。
他暮年学《易》，与“三无道人”雄县李崶研读讲论，著成《读易大旨》。自南迁之日起，他便逐日记下所见所闻及与友人弟子之间的交往研习，从无间断，终成卷帙浩繁、弥足珍贵的《日谱》。此外，他的著作还有《四书近指》《尚书近指》《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等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具价值的著述。
清廷定鼎北京，已无复明可能，南迁后的孙奇逢将节义事功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来，“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儒学历来重视家庭人伦，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在齐家方面的体现贯穿其一生，“孝友”二字写在心上，更写在行动上。
早在他十几岁的时候，还在求学，就已经做到了舍小我为大家。“先生非义不取，上官或有以灯火之资馈者，父母分给之，先生仍出为公用。”
在夏峰村，他以礼治家，其理念与规范体现在一系列的著作《孝友堂家规》《四礼酌》《家祭仪注》等，将家庭治理得雍容和睦，成一方楷模，带动当地乡绅，明清易代之际礼崩乐坏的现实风气得到了很大程度改善。
弟子问学，他反复强调：“学问之事，患无下手处，故无得力处。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当矣。”“学问事，此中学人津津讲求，渐有头绪，总之不离‘躬行’二字。口里说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
孙奇逢弟子遍布天下，著名的就有二百多位。弟子们不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或从政以实行造福百姓，或著述以作品泽被后世，或讲学以致用教导弟子，都身体力行践行着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将其传至全国各地，并带动影响了更多的人。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孙奇逢为名师宿儒。
躬行实践，传承文脉，孙奇逢以其宏大视野，开放视角，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终成北学宗师。 （张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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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后人，未忘其根
孙奇逢在《乙丙记事》一文中记述了勇救东林一事。
按照《容城孙氏族谱》，我是孙奇逢第十三世裔孙。我从小在容城北城村长大，这里也是孙奇逢的故乡。
在我的家乡，老一辈人中，人们习惯称孙奇逢为孙征君。我小时候初次听闻先祖和他的传奇故事，也是从老一辈人口中。
村中现在“孙奇逢纪念馆”的位置，原本是一片空地，北面紧邻村里的水坑，当地人叫“河边儿”。这里地势高，树木多，是村里老人们日常闲坐交流的好地方，我们这些孩子也喜欢在此玩耍。
常常来此的有三位村里最有学识的老人，一位是族中曾祖孙金声先生，一位是族兄孙居容先生，还有一位是梁吉峰先生，他是明朝著名谏臣杨椒山后人杨化昭的学生。他们通晓容城当地的历史，我的族曾祖和族兄是家族家谱的主要编修者。
有一天我在“河边儿”玩耍，听三位老人讲起容城三贤的故事。元代大儒刘因、明代忠臣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祖籍容城，并称“容城三贤”。当时我就被孙征君营救东林党、守城退清军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在我心中他就是位爱国爱民、有情有义的英雄。不过，因为都是听长辈们讲故事，我一直以为我心中的这位英雄叫孙“金”君。
因我家与族曾祖金声公家是前后邻居，我经常去这位太爷家玩耍。一次太爷和族兄孙居容先生一起欣赏一件新裱好的书法作品，是一副写着“迁卫水家本金容”的家联。我被书法艺术的魅力深深吸引。
到我十二三岁，便正式随居容族兄请教学习书法。在他的引导下，我还背诵了天干地支，学习《康熙字典》《辞源》的使用方法，以及诗文平仄，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兴趣培养和书画领域的钻研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他的家中，我见到了家族中的历代谱牒，他逐一为我讲授，族谱用恭谨的小楷书写，还配有历代坟墓、祠宇的图画，都是族贤们的手迹。在他的堂屋正中，挂着孙征君的画像，两边挂有“内圣外王无遗理，知先觉后有馀芳”的对联。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家族的长辈也常讲起家世渊源、德业根基。在他们看来，家族子孙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更不能忘记家族的精神内核，清正醇厚、笃行仁义、孝友传家的孙氏家风。
家学家风对我的影响一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作为孙氏后人，身型家范，孝友传家，是我辈义不容辞的使命。
文/孙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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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误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现代很多人连东林党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仅仅是在网络上看到所谓的“东林党代表江南财阀的利益，反对征收工商业税”，便认为东林党断了明朝末年的财政收入，所以其应当对明朝的灭亡负有责任。因此，“东林党”误国便这么流传了下来。
如果要搞清楚东林党到底有没有误国，必须先搞明白，什么叫东林党。
东林党，得名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乃是明朝万历时期卸任官员顾诚宪所创办。顾诚宪本为京官，为人耿直，敢于进谏，所以得罪了明神宗，被勒令退休回家。顾诚宪回乡之后，出钱资助宋朝时期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集结了一大批当时的士人，定期举行聚会，就当时的社会，学术，政治等问题进行讨论。
后来东林书院的名声越来越大，居然引得不少朝中官员加入了讨论，而其所探讨的内容也渐渐向政治偏重。顾诚宪本身就是一个耿直务实之人，俗话说人以群分，可想而知与之结交的大臣，也大多与他相同。东林党人在学术上讲究务实，在道德上主张严格遵守圣人之道，所谓舍身取义，敢为天下立命。这些人，大多是科举出身，以中小地主为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如果说他们是江南财阀的代表，这当真是天大的笑话。至于东林党究竟有哪些人，不妨去看看其对手阉党魏公公所编著的《东林点将录》，其中和江南财阀有关的几乎没有，对明朝有贡献者也多于损害者，比如孙承宗，便是不折不扣的东林党。
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广开言路；反对矿税；抵制宦官。
广开言路和抵制宦官这两点自不必说，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地方。但问题便出在第二条反对矿税上，很多人认为，当时明朝的江南地区，工商业发达，应当征收工商业税以充实国库，所以矿监税不能够被反对。。然而，这是绝对的认识误区。
首先，万历年间所征收的矿监税，目的是满足皇帝和皇室的物质需求，所征收的税款进入的是内帑而不是国库。所谓内帑，指的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这里头的钱是供皇帝和皇室消费的，而不是进行国家行政，经济，军事等事业的建设。因此，矿监税并没有解决财政危机的意思。另外，矿监税本身是一个非法税种，因为明朝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么一个税，更重要的是，其征收者并不是作为国家法定行政机关的官府，而是作为皇帝私人奴仆的太监。其税款没有特定的额度，征收手段以强抢为主。
所以，矿监税的征收，导致了江南地区民怨四起，矛盾尖锐。东林党反对矿监税，是为社会稳定考虑，没有任何问题。
东林党当政期间，只有万历末年到天启三年这短短五年时间，之后便被阉党所击败。后来崇祯皇帝扳倒魏忠贤，所任用的官员成分很杂，也就是说，崇祯时期并不是东林党当政。况且，崇祯时期也没有任何所谓降低商税的法令。
所以，说东林党误国，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们掌权期间，国力并没有较前朝出现较大的衰退。
东林党的问题说完了，那么不妨引申来讲，明朝末年，究竟能否通过征收商税来弥补财政的亏空？答案是，不能。
虽说明朝末年，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每年从每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非常庞大，但实际上，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无论商业多么繁荣，其本质上不过是农业的附庸。古代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农业都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根基型经济部门。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大量的资源，投入在农业上，商业和手工业，不过是在农业发展相对饱和时剩余资源的利用。直到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之前，世界上都是如此。古希腊古罗马，虽然外贸发达，商业繁荣，但其“本业”，也是农业。
因此，如果明朝减少农业税，而去征收工商业税，等同于弃西瓜捡芝麻。工商业虽然表面发达，但即使增加其税款，也对明朝末年巨大的财政危机于事无补。
除此之外，明朝大量的白银流入，实际上并不是到了正经商人手中而是到了走私犯手中。明朝隆庆开关之前，海上的走私情况已经延续将近二百年，后来隆庆时期虽然开放了月港，但月港每年的交易量并不大，且有诸多限制（如每年进入船只的数量和贸易对象），且海上商人已经习惯了走私。所以，从现代的史料来看，明朝的确是白银流入的目的地，但最终目的地，却是郑芝龙这样的大型海上军阀。所以，明朝征收工商业税，是征不上什么东西的。
所以说，研究历史，一定要忠实于史料和客观的经济规律，如果总想着去标新立异，而脱离了客观资料，这便是舍本逐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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