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三个女都在哪里 黄旭华三十年为什么不回家

"消失"荒岛30年，原来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身边有"翻译家"妻子 黄旭华30年不回家，兄妹说他不孝，他说：对国家忠，就是最大的孝

“我的父亲黄旭华，是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的老校友，他是中国船舶集团公司719研究所从事核潜艇研制的科技工作者，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代核潜艇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近期，黄旭华院士之女黄峻走进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登上“励志讲坛”，参加“奋斗的我 最美的国”新时代先进人物进校园系列活动，向师生揭秘她父亲“消失”的那荒岛30年。

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这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外宣栏目女编导，陪同95岁的老父亲接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

从上海到北京的城里小姑娘，却都自称葫芦岛人

黄旭华90多岁的人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三十年就是接受成长教育的三十年，”黄峻说，第二个三十年，就是1958年核潜艇研制启动，到1988年完成极限深度深潜实验和弹道导弹潜射成功，是他全身心奉献于核潜艇事业的30年，也是我国核潜艇发展史中最重要的30年。”

然而，这30年，对于黄旭华个人而言，几乎是从人间蒸发的30年。“我的大姐1957年出生在上海，可能因为大海情节，她被取名为海燕。”长女出生的第二年，黄旭华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什么行李都没有带，就以出差的名义，被秘密选到了北京参加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家。”父亲出差的时候，母亲都不知道他出了一个长差，因为只背了一个小包裹；到了一个星期以后，母亲才打了一个真正的行李箱，让他的同事带到北京去。

黄峻的父母其实是同事，说起自己母亲：“她在解放前是上海法租界里出生长大的人，会多国外语，高级舰船情报资料翻译、专业杂志一审和专业字典的编纂者。”到黄峻大姐五岁时，母亲也调入了核潜艇技术研究室，大姐随母亲从上海一直迁到北京与父亲团聚。父亲高兴地说，女儿现在是北京的妮子，于是就把她的名字从“海燕”改为了“燕妮”。

但做“城里的孩子”时间并不长，还没到10岁，大姐跟全家来到了葫芦岛，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荒岛人民。她为母亲搬煤提水，还很会养鸡。她冬天上学，要爬过一座山，下学时候就成了雪山，曾经惊险地被埋入雪里，差点丢了性命。“父亲因为工作很忙就没有来看她，到后来她快好的时候才见到她，当时我父亲首先表扬她能够坚持下来的精神，然后就告诉她说，以后做事情一定要谨慎。”黄峻说，大姐到现在身体都比较弱，前两天刚刚出院，“所以今天到这来做报告的是我，其实她对葫芦岛那段生活可能比我更加了解。”

黄峻同样出生在上海，但在很小的时候，葫芦岛一位父亲同事的亲属愿意帮忙照顾，“所以我在小宝宝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荒岛，跟着那位阿姨学会了在海边挖蟹，据说跟他们经常到家里拔起大葱就往嘴里吃，成了地道的北方人，咱们上海人不知道吃大葱，到那都学会了，现在我妈妈也是，大葱非常爱。”

当年的葫芦岛荒芜凄凉，人迹罕至，黄旭华说那里四季都刮风，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同事们每天吃的都是土豆炒白菜和白菜炒土豆，有家的人起床后就要到两三里以外的煤厂去买煤运煤，然后自己用推车推回来，再搬到楼上，下午还要劈柴……“我家里住三楼，水都上不去，只有到晚上的时候，一楼有的龙头才会出水，所以排队洗衣服，这样一天就忙过了。”

1975年营口海城地震，波及到了葫芦岛，当感觉到地震的时候，“母亲光着脚，套上了皮靴，抱起了不到两岁的我就冲到了楼下，我大姐手里提的包裹里全是我的婴儿用品，三个人在雪地里互相依偎着等待地震过去。”黄峻说，那个时候父亲依旧因为工作没法回家。

黄旭华全家一直到1976年才随719所一起迁到了武汉，就一直居住到今天。“在刚到武汉的那些年，当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一直骄傲地回答，我是葫芦岛人。”

母亲旧军装成了传家宝，老院士给年轻一代当啦啦队

除了母女相伴，父亲30年没有回南方老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黄峻告诉师生，“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父亲乡音虽然未改，但他已经不能熟练地说出家乡话，仅仅只能听懂一小部分。

“甚至1961年底，我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没能送上最后一程。”30年没有回家，兄弟姐妹们难免会有些想法，直到1987年第一代核潜艇的保密程度稍微有所降低……幸亏，在奶奶102岁弥留之际，她戴上了眼镜，好好看了看风尘仆仆赶到的父亲。她微笑着对父亲说：你长肥了，然后几个小时以后她就安详地离去了。

黄峻透露，她有一个传家宝，是母亲一件旧军装。这件旧军装是她母亲当年在辽宁葫芦岛潜艇建造基地工作的时候穿过的，在十几年前这件衣服被她从葫芦岛带到武汉，又保存了很多年，有一次帮她整理家务时候发现的。

“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和上海从事苏联专家组翻译，用现在的话来说，当年是一个十分潮的人。”黄峻说，可是这件旧军装，领口、袖口、胳膊肘上都仔仔细细地缀满了补丁，与大家想象中的形象反差太大。“于是我们就向她讨过了这件衣服，想作为传家宝传下去。”她说，上面附着着父亲母亲为核潜艇事业投入火热青春的记忆。“为了让我的孩子学习老一辈们的朴实，要他知道我国的国之重器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什么叫做伟大事业，什么叫做艰苦奋斗。”

如今，黄旭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着一些国家待遇，但他的生活也依旧非常简朴，保持着年轻时候很多的习惯。女儿说他平时在家就穿着老旧的工作服，“如果你突然去敲门，他也许穿着就是件工作服；如果是约好的话他才是正装上身。”父亲外出吃饭也不挑剔，小吃摊和大排挡他都无所谓，“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带他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出去旅游，因为他为人非常随和，不挑剔，很好带。”

前些年黄旭华还出差，到将近九十岁的时候都是这样，出差就一个挎包、一个小行李箱，也不要人陪同。“直到最近几年上了年纪，才按照规定带上我的母亲。”年轻时候，黄旭华一直嫌外面理发耽误时间，因此妻子就给丈夫理了一辈子头，直到今天……

事实上，在1988年之后的这三十年，黄旭华理应可以离休在家里好好颐养天年，可是他每天都忙忙碌碌，一直到去年才办理离休手续，但是“离休离休，离而不休”——如果身体允许的话，他还每天到办公室去上班半天……

那他这三十年又在忙些什么？他女儿表示，其实黄旭华一天都没有离开核潜艇事业，在第二代核潜艇总师任命之前，他继续为第二代的发展做好了前期论证与预先研究。早年的学习习惯和多年的科研习惯，使他养成了细致记笔记和认真留资料的行为。“现在他还忙于整理手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我国核潜艇研制与发展史的资料，想将来留给后人或留给需要这些资料的地方。”

黄峻坦陈，父亲还给自己定了个位：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新的人才，他要给年轻一代当好啦啦队，“要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加油，给他们撑腰，必要的时候给他们当场外指导。

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1964年，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发射了第一枚中程火箭。对应的是中国有了原子弹，有了发射载具。此时中国距离核威慑能力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还缺一个战略级的核武器发射平台，而这个平台就是核潜艇。

但是战略核潜艇的设计难度要远高于攻击性核潜艇，于是优先发展攻击性核潜艇，积累技术之后再发展战略核潜艇。

1965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核潜艇项目重新上马。其实早在1958年，新中国就开启了核潜艇研究计划。1954年，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四年后苏联的N级核潜艇进入苏联海军服役，而英法两国也正在进行核潜艇的研究工作。

鹦鹉螺号核潜艇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新中国正在承受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核威慑。鉴于此，1958年6月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一份绝密报告提报给中央军委，在两天时间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等人相互传阅。最终带着他们的批示，这份报告重新回到了聂荣臻的办公桌上，由此拉开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序幕。

聂老总挂帅，成立中国核潜艇研究设计所。黄旭作为高技术人才，被召集到北京担任核潜艇出任副总工程师一职。上任第一天，聂老总就找到黄旭华谈话：“小黄同志，核潜艇工作是高度保密的国防尖端工程，你进了这个门，就要一辈子隐姓埋名，扎根在这里，做好了这个准备吗？”

黄旭华没说话，点了点头。回到宿舍，二话不说掏出纸和笔，给父母写信。他跟父母说自己要调到北京工作，除此之外只字未提，就连通讯地址也是北京海军的公共邮箱，黄旭华从这开始，隐姓埋名，为国之重器加班加点。

骑驴找马，就算没有马，迈开腿也要上路

核潜艇的研究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解决核潜艇的动力问题，也就是核动力小型化以及在核潜艇上的应用，这由我过核动力专家彭仕禄负责。二就是核潜艇的整体设计问题，这将会决定整个核潜艇和各项指标和性能，这一点由黄旭华负责。

黄旭华虽然有在舰艇设计制造部门工作过，但对关于核潜艇的理论知识积累基本没有。那时连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核潜艇技术都是高度机密，而我国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理论基础，连这种武器是什么形状，内部大致布局都十分茫然。

万般无奈之下，黄旭华只能发动所有研究人员，在报纸杂志上去搜寻核潜艇资料的边边角角，最终拼凑出一个核潜艇大概的样貌。然后利用国内已经积累过的潜艇舰船知识，对这些边角料进行补充吸收，最终转化成自己的积累。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领衔人物:赵仁恺、 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然而内部核潜艇设计是十分困难的，核潜艇外部资料大差不差，比较容易去模仿，然后内部的构成尤其是核动力装置如何设置，成了黄旭华心中的痛，怎么设置都感觉不合理，设计院的工作人员为此急的焦头烂额。

正在这时，从美国回国的一位科研人员带回了两个核潜艇玩具模型，这样黄旭华和同事们眼前一亮。这个公开发售的核潜艇模型，竟然能打开潜艇顶上的盖子，虽然没有标注每个位置的具体设备，但却可以通过设备的外形看出设备安装的位置。

黄旭华一眼就看出了反应堆安装的位置以及发射井的位置，这与黄旭华之前所查阅的资料也保持一致，很显然这个玩具潜艇是按照核潜艇真实设计生产的。

这也为黄旭华打了一剂强心针。此时国家经济困难，并不具备核潜艇设计生产的条件。但在黄旭华看来，现在没有办法，那也得去做，大不了骑驴找马。驴没有马跑得快，但驴也能走，边走边创造条件，就算是连驴也没有，就是用双腿走路，也要走着去，绝对不能停下来。

核潜艇的建造设计工作，和设计一个玩具模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需要风洞、需要大型水池，需要高强度钢板以及相关加工设备，需要高性能计算机计算，需要核反应堆小型化技术，等等这些条件几乎缺一不可。

凭借着这种骑驴找马的精神，黄旭华带领团队用算盘和计算尺一个又一个地计算数据，用八年时间解决了核反应堆技术、舰艇舰体设计、水下发射设计、水下通讯设计等7个核潜艇关键技术。

核潜艇深潜测试开始，核潜艇抵达水面50米、100米……随着潜艇的不断下潜，艇内的气氛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安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潜艇到达300米的测试深度。

在设计院猪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多头，全是科研人员自己工作之余养大的，每次攻克一项技术难关时，黄旭华就会让食堂杀一头猪，给大家犒劳犒劳。

而一群科研人员围着桌子大口吃着猪肉，同事们也谈天说地，黄旭华每次见此场景悄悄回过头去抹眼泪，因为他知道，这一批人是国家的脊梁，吃不上饭也要为国家搞核潜艇。黄旭华对此深表惭愧，每次回忆起来都会说：“我对不起他们啊。”

我是总设计师,我必须下去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4年后的8月1日，中央军委下发命令，将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这也使得新中国第五个拥有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在三十多年后，黄旭华母亲李世英才从一篇报告文学中，了解到自己这个“不孝”的儿子，实际上是中国核潜艇的奠基人，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背后的英雄。

在300米的深度，潜艇每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就需要承受一吨重的水压，只要潜艇的任何一块钢板焊接出现问题，任何一个阀门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艇毁灭人亡的悲剧。

1988年4月29日，这注定是黄旭华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中国的核潜艇要进行首次深潜实验，这次实验是一次生死攸关，核潜艇深潜，带着一个核反应堆潜入几百米深的海底，稍有不慎边会带着一船的人葬身海底。

早在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第一次进行深潜实验时，核潜艇在海底300米发生事故，艇上120人的实验团队全部遇难。

即便是做好了最严谨且周密的准备，但实验团队所有人心底都没底。在这之前从未有下潜过这样的深度。长尾鲨号的案例就摆在眼前，实验团队每个人都明白其中的危险。甚至个别团队成员给家里留好遗书，万一出事就由组织帮忙转交。也有一部分同志在宿舍里唱着《血染的风采》，一遍又一遍，百唱不厌。

黄旭华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道：“我们的设计留了足够的安全系数，我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我还没有考虑到潜在的危险。”

他回家之后和妻子李世英商量，想要随艇员们一同下潜，他对李世英强说道：“我是总设计师，我必须要下去，我要对这170多名官兵的性命负责。”

其实黄旭华也有另外一种想法，他下去可以稳定人心，大家心理不会有什么问题。再则万一潜艇出现什么问题，他作为潜艇的设计师，对潜艇的了解程度是最高的，他是可以第一时间拿出紧急措施的。

李世英和往常一样，很平静，也没有多说什么，黄旭华知道，妻子是支持自己的。黄旭华在得到肯定的回复之后，在动员大会上对全体艇员说：“我们是下去做实验，不是去牺牲的，我们还是要把实验数据带回来的，我和大家一起下去。”

在美苏英法四国的潜艇深潜测试中，总设计师是不会出现在这种测试中的，黄旭华想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黄旭华说自己要和大家一起下去时，原本肃静的动员大会瞬间变得吵吵闹闹，气氛也没有那么压抑了。

核潜艇深潜测试开始，核潜艇抵达水面50米、100米……随着潜艇的不断下潜，艇内的气氛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安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潜艇到达300米的测试深度。

当潜艇下降到300米时，整个艇内鸦雀无声，但核潜艇多处发出声响，那时候的一分钟，就像是过了一年那么漫长。

两个多小时后，300米的深潜实验任务完成，核潜艇完好无损，成功浮出水面。艇内的严肃气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欢呼雀跃的声音。

实验完成之后，要向岸上发出电报，艇员说你写几个字吧。黄旭华就写了一首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的最大的孝

在核潜艇领域，全球科学家都赞誉黄旭华为“中国的利克维尔（世界核潜艇之父）”。他是十分抗拒这个称号的，当黄旭华听说这个称号时说道：“说我是‘之父’我是万万不敢当的，我是这条战线上的一个普通成员，我只不过是站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努力下去。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美苏两国都把核潜艇当做最高机密，我们中国人也能搞出来。”

由于核潜艇工作的高度机密性，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从未向家人提及过自己的工作，包括自己的妻子。1958年之后的30年时间里，黄旭华从未回家探亲，兄弟姐妹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他是不孝，家人与他的关系也逐渐淡化。

在三十多年后，黄旭华母亲曾慎其才从一篇报告文学中，了解到自己这个“不孝”的儿子，实际上是中国核潜艇的奠基人，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背后的英雄。

黄旭华对此有过回忆，他说道：“1987年，上海的《文汇月刊》刊登了一篇《赫赫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这篇文章详尽地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工的人生经历，我把这篇报告文学寄给了母亲，这篇文章通篇使用的是黄总工的名称，没有具体名字，但在文章中提及了黄总工的母亲曾慎其的名字。”

事实上当黄旭华母亲看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的我儿子在做什么了，但她不能说，她的儿子在完成国家大业，要以大局为重。曾慎其一次又一次地阅读着这篇文章，泪流满面。

曾慎其将一大家子人召集在一起，只说了一句话：“你们三哥（黄旭华）的事情，你们要理解，要谅解。”

有人总问黄旭华：“你是怎么理解忠孝两难全的？”黄旭华对这两字的理解极为深刻，因为他就是经历者。黄旭华噙着泪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接受过采访时，她直言黄旭华“不管家”，但实际上她是最支持丈夫工作的，黄旭华说：“那年，妻子 知道我要进行危险系数最高的深潜实验，她表现的很冷静，但得到深潜实验成功的时候，她高兴的泪流满面。”

理解和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作为妻子的她，希望家庭能够完整，爱人平安无事，但国之重器，丈夫身上担负着国家的使命，这一点不能因为小我而牺牲大我，她必须支持。

黄旭华对妻子深情告白：“我非常爱我的夫人，爱我的女儿，我的父母，但是为了潜艇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如果有人问我一生有何感想，我会自豪的说我这一生没有虚度；如果有人问我对此生有何评价，我说此生属于祖国，属于核潜艇。”

黄旭华带领团队，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毛主席一万年也要造出核潜艇的誓言，保护14亿同胞免于霸权国家的核威慑，他的这一生有太多值得拿出来供万总瞩目的地方，但却把名利看的比水还清，也许历经千辛万苦的人，对于物质追求可以没有吧。

黄旭华对他这种特质有过这样的解释：“在事业上，我是永不满足，寸步必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个人待遇上，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作为一个官至正厅级的核潜艇研究所所长，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对待遇的要求可以低到离谱，甚至连他的办公室都没有空调。前来采访的记者对此大为震惊。办公室的空调全部安装在了接待室，自己的办公室就装了一些仪器。

1982年，国家为核潜艇设计院的同志们分房，1楼和顶楼都是没人要的。黄旭华二话不说，率先要了顶楼，党委书记挑了1楼，二人为所里做了个表率。后来两人还相互开玩笑说，他们这是两位领导“顶天立地”。

黄旭华对这些事情反复强调，在五六十年代投身国防事业的人中，像他这样的，远远不止他一个，希望记者同志们多多报告一下别的隐姓埋名的同志。

突然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讲的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