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托派？陈独秀为何主动要成为托派分子？原来他们有一共通点 二战世界十大名将之首，苏联战神朱可夫元帅，到底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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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托派？
1924年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内在苏联经济建设、对外政策、党内民主等方面的争论日渐激烈，先后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到1926年春夏，这两派结合形成了“托季联盟”，共同反对斯大林的内外政策。
为了对付反对派的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多数派以联共(布)十大关于维护党内统一的决议为武器，运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权力，于1926年7月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0月撤销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同时解除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1927年11月，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开除出党。后来，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悔过，才于1928年得以恢复党籍。
托洛茨基由于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流放地，托洛茨基与各国反对派分子建立了联系，继续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政策。1929年1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斯大林多数派的诸多争论中，中国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革命失败前，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党人要不要退出国民党、要不要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等。在大革命失败后，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性质、任务等等。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即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同年7月，他们再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从中国召回加拉罕、移交中长铁路给中国政府等主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托洛茨基曾警告：要警惕国民党的右转。然而这些建议均遭到斯大林多数派的严厉谴责。
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托洛茨基等人坚决反驳了斯大林等人为其中国政策所作的辩护，坚决反对依靠武汉政府，认为这将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们提出要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武装。这些主张再次遭到了斯大林多数派的斥责和嘲笑。
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猛烈抨击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提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认为正是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只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
联共(布)内的争论和斗争，自然影响到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院等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些在国内经历了大革命风雨和饱受大革命失败痛苦的学生，了解到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争论的具体内容后，十分赞成托派(托洛茨基反对派，后同)的见解，特别是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他们对斯大林等人诿过于人，坚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做法非常反感。
托派成员王文元回忆说：
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我几乎是直觉地同意了反对派……过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怀疑的，第一，是我们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国民党发展组织，我从来就觉得可笑；第二为什么我始终把希望寄托在高级军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骗又自愿地为另一个骗子去效劳?第三，为什么要把武汉工人的枪械缴给唐生智?为什么要压制湖南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些怀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后来听说这都是陈独秀犯的错误，是违背了国际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编辑过了的讨论文件中，我却终于看到：无论鲍罗廷，无论陈独秀或印度人罗易，都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真正决策者乃是联共的中央，是斯大林。
在中央派主张的所谓完全正确的政策，与我们在国内见到的所谓被执行错了的政策之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倒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断章取义引来的反对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谬的论据，根本和国内所曾实行的政策不同。
这样，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一批人不顾可能遭受斯大林多数派打击的危险，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开始倾向于托洛茨基反对派，还有人秘密参加了反对派。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游行集会，斯大林等苏联高级党政军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检阅队伍。当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红场入口处时，队伍中的托派学生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事前准备好的旗子挥舞着，呼喊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顷刻间，拥护斯大林的学生与托派学生便扭打起来。然而，紧接着的队伍中又有人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还有人大声呼喊，声援队伍前面被围攻的托派学生。
在斯大林与托派斗争十分激烈的当口，红场事件使双方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从而也促使斯大林加快了处置托派的步骤。托洛茨基先是被开除出党，后被流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党。而在红场事件中向斯大林发难的中国托派学生，则全部被开除党籍或团籍，除少数人被流放到南俄靠近伊朗的边界服苦役外，大多数人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国。
斯大林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学生非但没有停止活动，反而将托派主张和观点带回中国，并感染了一批人，最终导致在中国也出现了托派组织。
1928年12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上海建立。这个托派组织的领导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史唐、陆一渊、张特、梁干乔、区芳、陈亦谋、宋逢春、萧冰洋、李梅五、徐正庵等为托派中央和各区负责人。
这个托派组织成立之后，便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作为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机关刊物。由此，这个托派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托派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活动，尤其是《我们的话》的刊印，使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一些观点开始在非托派组织人士中传播，而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果。郑超麟回忆说，当他第一次从尹宽那里看到油印得并不清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他的头脑，他昏乱了，一时间竟判断不出文章中的话是对是错。但他最终还是被托洛茨基吸引住了。
“我们的话派”不仅将自己的刊物在上海等地传播，而且还通过关系拿到海参崴去散发。甚至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等学校中，也有《我们的话》在流传。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收到了从中山大学截获的《我们的话》，这一情况引起书记处副主任米夫的高度重视，他随后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了一信，指出：
中国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共产党内部有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并将党的全部文件转给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请速告，为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党在做什么工作。
此时，远东局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托派分子的活动。他们认为，受托洛茨基理论影响的，是一些理论水平不高，又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人。鉴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已经将托洛茨基反对派定性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工具”，并开展了对反对派的严厉打击和批判，远东局便要求中共中央密切注意中国托派的动向，以便随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坚决肃清反对派的一切企图。
1929年6月20日至7月1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远东局成员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专门谈到托派反对派问题，提出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陈独秀为何主动成为托派分子？
1929年5月，陈独秀从归国学生王平一手里，拿到从苏联带回国的一些托派资料，其中有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认真看过后，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受过政治风雨磨炼的人，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又遭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他对是否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还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
对此，郑超麟有如下回忆：
我们并非一下子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的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
然而，陈独秀最终还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陈独秀作出这一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这就是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推卸责任的不满。自从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之中。他觉得自己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自然对大革命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他认为，莫斯科方面也有责任，是它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绑在一起，并且一直不同意退出国民党，结果使共产党失去了自主权，被动地受制于国民党。然而莫斯科不是诚恳地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采取了诿过于人的做法，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而中共中央因受共产国际的掌控，所以不得不把责任全部揽下。
感到孤掌难鸣的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后，终于找到了知音。
他惊喜地发现，早在大革命时期，托派茨基就反对过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这与他自己当时的主张完全是不谋而合!而托洛茨基所总结的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对斯大林派的谴责，也正好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陈独秀不由得从思想上和感情上贴近了托洛茨基。
他在后来曾毫不顾忌地告诉共产国际领导人：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
8月5日，陈独秀又提起笔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他在接受托洛茨基派理论后，向中央全面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八七会议”后党的失误以及目前党的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陈独秀认为：
是因为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而产生机会主义政策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大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
关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陈独秀分析说，
“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由于不能勇敢地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个既成事实，没有采取退守的政策，反而在主观上肯定革命高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采取了直接进攻政策，使得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积极的战士因之丧失殆尽。
据此，陈独秀指责：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
陈独秀在信中特别提到党内民主问题，强调民主对于党组织的极端重要性，并指责中共中央听不得不同意见。
他说：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论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如果你们老是固执着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地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地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地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
“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阻住了党的进步。
在信的末尾，陈独秀说明了他写这封信的目的：
“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地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这一次，中共中央并没有如陈独秀所愿，将他的信刊登出来。但在中共中央于8月13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中，将反对中国的托派的斗争和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指出了机会主义与托派的关系。
《通告》说：
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实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故在现时中国党内斗争的路线一方面是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努力于肃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且机会主义复活的企图在中国党内更有他的历史残留的根据，中国党内的托洛斯基反对派又必然要利用这一斗争，以便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扩大他自己的活动范围。因此我党在无产阶级最高原则之下，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任何小组织的活动，反对机会主义残留的复活，以肃清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以消灭反对派所能利用的党内基础。"
《通告》中没有点陈独秀的名字，但明眼人完全可以看出来，中央所说的“党内机会主义残余”，就是陈独秀及其追随者。难怪中央没有将他的信刊登出来，因为此时中央已不再将陈独秀作为可以平等讨论问题的同志，而是将他作为与托派结合的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了。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在党内目前存在两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一是托洛斯基派反对派的活动；第二是独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发表。”
信中认为，陈独秀给中央的几封信，决不是偶然的，他一向认定中央是一贯的盲动主义者，殊不知他却永远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来观察中央的正确路线。
对于陈独秀8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央说：
陈独秀的见解已证明他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借此来反对党现时的正确路线，来掩盖他过去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8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找到陈独秀。
谈话中，远东局指出中央的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批评陈独秀不应该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中央领导人则解释说，由于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公布他8月5日致中央的信。至于谈话的其他细节，陈独秀后来在给中央的另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表述：
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地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地说中央绝对不允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地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
国际代表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借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的公开讨论，我不责备这位代表，我只感到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
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和库丘莫夫致信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对托派的态度，提出“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信中指示：
采取揭露和彻底消灭托派的各种措施时(中国党还不大想象得到托派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还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在党内右的危险是主要危险……党内必须加强同右派的斗争。
在信的末尾，米夫和库丘莫夫严厉地指出：
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
陈独秀没有接受中央的任何劝告，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在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往来的文件中，陈独秀的名字从此便较多地与“托派取消派”、“取消派”、“取消主义”等连在了一起。这样一来，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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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誉为斯大林的救火员，在1941年苏德战争期间，曾经指挥过三次最伟大的保卫战！更是在二战世界十大名将排名中位列第一。
他是被世界称之为“击败希特勒的人”，数百万不同兵种大军在他的指挥下能轻松自如的协同作战。
他是唯一一位四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男人，是苏德战争中第一个获得“元帅”职衔的人，他为苏联赢得二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他就是二战名将朱可夫，一位连希特勒那样骄傲的人，都愿意称赞他是二战期间最伟大的将领。甚至希特勒还曾说过：
“我如果有朱可夫这样的将军，早就统治世界了”！
那么，在二战期间，朱可夫到底做了什么，让希特勒都十分尊敬？又是什么，让他从二战一种名将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十大名将之首呢？
今天笔者带领大家，走进苏德战场，看看那些年朱可夫元帅的一生以及他指挥的精彩战役。
苏德战争，救火队长
说起朱可夫，就不得不说他超前的战略眼光。朱可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开始崭露头角，两次立功被提拔为下士。
十月革命后，由于朱可夫英勇的表现，让他一跃成为骑兵第39团团长，并且拥有了进入高等军校深造的机会。
在军校深造期间，朱可夫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在来往学校期间，他总会去斯大林格勒等苏联重要城市周围观测地形。朱可夫几乎将苏联所有的城市地形地貌全部烂熟于心，这也为他成为斯大林的救火员打下了基础。
在军校学习期间，朱可夫的战略眼光逐渐变得长远，随着苏军进行大清洗运动后，大量苏联高层被革职审查，朱可夫有了接触高级军官位置的机会。
随后在1939年，朱可夫指挥了诺门坎战役，展现出了惊人的指挥天赋，自此成为了苏联高层军官。
与此同时，德军也在欧洲地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德军一开始并没有选择入侵苏联，而是想要以《苏联互不侵犯条约》来麻痹苏联人。果然，苏联被彻底麻痹，认为自己远离了战争。
但是，苏联人忘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德军的对外扩张如此迅猛，怎么可能放过苏联这块肥肉。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像苏联发难，开启了全面入侵苏联的军事行动，苏德战争就此爆发。
此时的朱可夫刚刚接任苏军总参谋长，面对汹涌而来的德军，朱可夫认为，苏联应当依托宽大后方，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活活拖死德军。但是，斯大林认为朱可夫这一决策是彻头彻尾的畏战行为，在会议中甚至差点枪毙朱可夫。
斯大林认为，苏军应当英勇奋战，抵抗外敌。但是，苏军在经历过大清洗运动后，大量有才能的高层军官损失殆尽，新提拔上来的都是临时凑数的，经验不足而且才能有限。这些缺陷在基辅战役中彻底暴露。
基辅战区66万将士一夜之间被德军围歼，德军俘虏了近50多万人，极大的削弱了苏军的实力。
此时斯大林意识到，自己的决策是错误的，于是重新对朱可夫委以重任。
此时的朱可夫彻底成为了斯大林的救火队长。
四处救火，百战百胜
1941年9月26日，基辅战役结束，斯大林彻底瘫坐在座椅上，他过于乐观的预估了苏军的战斗力，导致66万基辅守军被德军全歼。
此时的斯大林想到了朱可夫，想让朱可夫挑起苏德战争的大梁。
于是，斯大林任命朱可夫前往列宁格勒指挥作战。
列宁格勒是苏联重要的工业基地，苏联大量的军用装备都是从这里制作生产。可以说，列宁格勒如果丢失，苏联军事工业将遭受重创，也不可能在会有后期源源不断地坦克、飞机运输到前线。
所以，列宁格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朱可夫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德军在苏德战争开打后，仅仅只用了三个月就打到了列宁格勒城下。
列宁格勒守军元帅伏罗希洛夫甚至失去了希望，甚至故意跑到前线让德军打死，他好解脱。
在他的带领下，守卫列宁格勒的士兵各个心灰意冷。
但是，当朱可夫来到列宁格勒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朱可夫对守城士兵说：
“就是战死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列宁格勒。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
这句话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朱可夫快速做出安排，将机枪、火炮以及城内外的坦克安插在要塞路口。
这些武器几乎将所有德军进攻路线全部封死，为了让防线万无一失，朱可夫甚至调来了舰艇加强火力。
如此密集的火炮下，德军根本啃不动列宁格勒这块硬骨头，只能选择围困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在德军的包围下长达900多天，德军始终不能有实质性进展。
大量的部队被拖死在列宁格勒城下，没办法支援其他部队进行作战。
同时，列宁格勒战役中，德军还付出了50万的伤亡。
但同样的，苏军伤亡也很大，长时间的围困不仅苦的是士兵，老百姓也跟着遭殃。
350万士兵因此丧生，100万列宁格勒市民因战火死亡。
牺牲如此巨大，好在的是守住了列宁格勒，保住了苏军的工业基地，让未来反攻有了足够的本钱。
当列宁格勒稳定住后，莫斯科方向又传来噩耗。
朱可夫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回到了莫斯科，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
此时，德国名将古德里安超快的闪击作战，让苏联军队遭受重大损失，一路惨败至莫斯科城下。
刚到莫斯科的朱可夫就被斯大林任命西方面军和预备队司令。拿到兵权后，朱可夫来不及做别的事，赶紧巡查莫斯科防线。
很快，朱可夫看到了莫斯科防御的薄弱点莫扎伊斯克地区。朱可夫赶紧派兵支援莫扎伊斯克地区。
还好朱可夫及时堵住了缺口，在莫斯科外围构筑了一道弧形防线。莫斯科12万民兵也被朱可夫组织起来，已经决心要跟德国人打一场巷战。
德军的进攻依旧迅猛，不过此时的莫斯科外围已经全部构筑好防御工事，德军只能一个个的拔除。
但是，朱可夫的弧形攻势彻底抵挡住了德军进攻的脚步，德军只能不断地抽调部队消灭外围苏军。
德军在长时间的歼灭战中，不知不觉就被苏联人拖到了冬季。
此时的莫斯科异常寒冷，德军本以为可以在冬季前结束战斗，于是就没怎么好好准备冬季物资，数月的作战让士兵更是疲惫不堪。
在严寒和疲惫中，德军最终无奈放弃了进攻莫斯科，转而将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格勒。
然而斯大林格勒这一战，却成为了德军最后的坟墓。
希特勒杀手，击败德国
莫斯科保卫战结束后，斯大林格勒前线告急，朱可夫再次出来救火，成为了斯大林格勒的守备司令。
此时，朱可夫已经有了对抗德国机械化进攻的经验，他认为，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是绝对可取的，放弃一些不好驻守的城市，转而将全部力量防守斯大林格勒是最好的选择。
在城市攻坚战当中，德军的火力优势根本不能发挥出来，毕竟双方士兵在进行近距离厮杀，德国的飞机大炮不可能不顾及友军而肆意轰炸。
朱可夫果断命令前线部队，全部撤离，前往斯大林格勒周边驻防。
这一安排让德军大为头痛，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上，德军就在城市攻坚战中吃了大亏。
但是现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了掩护高加索地区的军事行动，德军B集团军开始全面进攻斯大林格勒。
此次进攻双方投入了近500万人的部队，其中苏联军队350万，德军150万。
德军在城市攻坚战中先发制人，夺取了斯大林格勒大部分城区。
但可惜的是，就剩下那几百码的城区里，德军就是赶不走苏联军队。
此时固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守军，背靠伏加尔河，每天都有战士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德军彻底陷入到斯大林格勒这个沼泽当中，想要撤退又觉得可惜，继续进攻又肃清不完守军，陷入到死循环当中。
苏联军队这种添油战术，得到了极好的成效，斯大林格勒始终有一片区域是德军无法占领的，而且依靠这片区域，还能跟德军打巷战。但同样的，这种添油战术带给苏联士兵的伤亡也是极大的。
根据统计，当年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士兵，平均寿命不超过24小时，能活过3天的，立刻就能晋升营长。
可想而知，当时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的有多么残酷。
苏军方面仅仅这一场战役，就付出了110万士兵的生命，百姓死亡数更加离谱，官方因无法计算到现在还按照数目不详统计。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42年11月，近乎有20万百姓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中，他们衣衫褴褛没有食物，与士兵同甘共苦。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的虽然艰苦，但是这一战却彻底将德军拖死，同年11月19日，苏军吹响了反击的号角，开始全面反攻、包围德军。
德军第六集团军来不及冲出苏军包围圈被团团围住，最终全军覆没，150万德军精锐消失殆尽。
德军再也没有精锐的部队投放在东西两线，只能被动挨打，二战局势发生了惊天逆转，朱可夫也被冠上了“希特勒杀手”的称号。
反观整个苏德战争，如果苏联没有朱可夫，或许战争走向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朱可夫带领苏军一路攻下柏林，结束了二战。但正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元帅，可惜他的结局并不是美好的。
鸟尽弓藏，悲剧人生
卫国战争胜利后，朱可夫成为了苏联人民心中的英雄，其威望一度超越斯大林。对于一国元首来说，朱可夫功高盖主的行为已经受到了他的猜忌，在加上在卫国战争前夕，朱可夫公然反对斯大林，质疑斯大林的决策，让斯大林更加不爽。
从朱可夫的战功来说，在战争结束后，他担任苏联国防部部长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此时的斯大林已经不准备让朱可夫在身居要职了。
于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朱可夫一度被贬职，甚至还被开除了党籍。
随后，朱可夫因为收藏战争艺术品被捕，调查他的随从在他家中翻出了黄金珠宝、银器、地毯、绘画、皮草等奢侈品数千件。这些在当时都是富有价值的收藏品，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放在了朱可夫家里。
尽管朱可夫争辩这些物品不是个人或者是朋友赠送，却依然没能逃脱对他的制裁。
1948年，朱可夫再次被降级，这一年开始，朱可夫在卫国战争期间所做的一切功绩都被抹除，除了他在卫国战争历史上的名字外，他只能沉浸在苏联胜利日的绘画中。
不过朱可夫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同时，斯大林也认为自己对这位昔日的战友做的确实太过分了些。
在1949年，斯大林开始逐渐恢复朱可夫在苏共中央的地位，朱可夫本以为自己将再次受到重用，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也没能再让朱可夫前进一步。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成为了苏联元首。
一开始，赫鲁晓夫希望通过朱可夫在军队的影响力为他所用，但赫鲁晓夫并不信任朱可夫，对朱可夫进行了密切的监视。
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朱可夫的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对他的监视始终没有停歇。
朱可夫逝世之前，甚至他在房间内和媳妇的谈话都会被克格勃记录呈现给苏联最高领导人。这种监视直到9年后朱可夫逝世。
随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到苏共二十大时期，朱可夫一直被苏联高层视为最具风险且争议的人，三次将朱可夫批捕入狱，而朱可夫在最后一次获释后更是惨遭迫害。
朱可夫的前半生可谓是精彩万分，可他的后半生确实无比心酸。他的经历就如同中国的这句古诗一般：
“太平本是将军定，哪见将军享太平。”
朱可夫之所以在人生默契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实际上和他的性格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朱可夫不畏惧权贵，他的初衷只是为了国家。但是他忽视了自己作为下属，本就不应在公开场合质疑元首。更重要的是，朱可夫过于傲慢、自我吹嘘的性格，让他与斯大林之间形同水火。
试问，哪位国家元首会将一位战功卓著且不知收敛的将军放在身边。他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时刻都会威胁你的地位。所以，无论苏联更换了哪一位领导人，朱可夫都逃不过这悲惨的命运。
结语
朱可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勋卓著的将领，他能将一盘散沙的苏联士兵捏成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这本身就说明他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朱可夫指挥的部队数量之大，歼敌数目之多，都堪称历史之最，这是任何一个同时期的将领都达不到巅峰。
所以，他在世界人民心中，就是二战排名第一的将领，更是苏联人民心中的战神！无论他的结局是否悲惨，历史永远都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位将领，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带领民族抗击外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