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地摊“捡漏”，5块钱买了一块“破布”，却拍出3 .08亿的天价 告诉你谁是“朝阳群众”！深度揭秘北京四大民间组织
古董商流行一句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这个意思很简单，只要手里的古董出手一件，就可以够你用几年的。
这句话对于下面要讲的这位老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只是一个无心之举，便轻松赚得了一辈子吃喝不尽的高价。
只是很可惜，这位老人的名字我们没办法知道了。想来玩古玩的人都很清楚，财不露富，东西再好，赚得再多，都不能随便炫耀。
这位老人本身就是一名文玩爱好者，有事没事就爱转文玩市场。不过，不管是北京琉璃厂还是潘家园，或者是花鸟市场，都不乏这样的人群。
怎么说呢？老北京人都清楚，捡漏这种事在建国的前三十年是屡见不鲜的，这和时代发展以及北京古都的自身现实分不开关系。
老人也是如此，平时就喜爱些有历史气息的“玩意儿”，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也没太多选择。所以，没事去文玩市场转一圈，那就是最有趣味的事。
结果，这一天老人在琉璃厂附近的一个小地摊上，看中了一块盖有多处红章，却并不为摊主所在意的破布。
这种时候，老人的第一想法就是这块东西有来头。不过，以捡漏者的心理，自然是要万分小心的：有可能是摊主诱进策略也说不定。
为此，老人仔细地看了看那块破布，上面的红色盖章有些来头，只不过为什么要盖在几行并不起眼的字迹上呢？
最终，老人虽然没弄懂，但大胆地与摊主侃起了价：5块钱卖不卖？不卖就算了，也不是啥稀罕货……
得，摊主肯定也是个不懂文玩的人物！
当然，在那个年代，5块钱也不算少，对一般的工薪阶层而言，5块钱就是半个月的生活费了，买白菜可以买几百斤。
在这样的情况下，摊主一副忍痛割爱的样子：拿走拿走。
于是，这块破布就被老人带回了家。只不过，他还是不懂这块破布是个什么来路，但他很仔细地将布放进了盒子里，收藏起来了。
一晃，时间到了70年代末期。老人依旧在文玩圈里混迹摸打。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带着一位叫徐邦达的收藏家来到自己家里。
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好文玩的人，最喜欢的就是结交有相同爱好的朋友，然后走街串户地到各家去畅聊。
其实很简单，一是结交朋友长见识，二是采风探路找机会。文玩这种东西，越是不经意，就越能遇到大惊喜。
徐邦达肯定也没有想到，就是与老人偶尔聊起文玩这点事，便被带回家看他的收藏了。
不过，在所有的东西当中，他唯独看中了老人多年前花5块钱买下来的那块破布。
打开来仔细看了一遍，上面的红色印章竟然有乾隆的，这不是大惊喜吗？也直到这个时候，老人才知道，这块破布不是破布，而是临摹的王羲之的《平安帖》。
但是，当时徐邦达也不能确认这会是王羲之的真迹，虽然上面有乾隆的印章，可事实上它流出了宫外不说，还被当成了破布卖掉了。
这说明了什么？它很可能就是一幅赝品。
不过，文玩界讲究的是追根究底，徐邦达将信息透露给老人之后，他们对此进行了各方面的鉴定。
最终，结论出来了，这块花了老人5块钱的破布虽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但它自出唐宋之前的名家之手，价值极高！
到底是唐宋时期的哪位名家呢？很难确定。因为它的年限摆在那里，但没有确定的出现时间。根据印章来看，上面没有宋朝的印章，应该是唐朝产物。
但从风格、手法方面来看，这幅临摹又具备了宋朝名家米芾的特色。所以，有的专家觉得有可能是米芾真迹。
其实，不管是唐朝的还是宋朝的，它本身文物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更何况还曾被乾隆所收藏，并在上面进行了盖章，这就是它真实的价值所在。
那么这时问题就来了，既然是如此有价值的文物，而且还被乾隆收藏过，那为什么会流落到宫外，且被当成了破布处理呢？
这点事自然是翻不到史料的，也没有人能说明它的出处。但对于专门研究古玩的专家们而言，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首先，这幅作品是乾隆看走眼了，虽然他收藏过，但当时肯定是被当成王羲之真迹来收藏的，从其对作品的评价就可以看得出来。
只不过，乾隆应该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这块破布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但它的实际价值在今天一点也不低。
其次，晚清时期宫内混乱，宫人偷盗之事频出。也正因为如此，这块破布便在晚清时期被宫中太监、宫女之流偷出宫外了。
当然，他们不知道这块布的真实价值，但以当时的情形，大清王朝日渐衰败，而宫内人员的待遇也不断下降，能偷一点东西出来变卖，折点现，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在晚清时期，宫内太监、宫女偷主子东西出来卖钱的事太多了。也因为如此，各种真文物，好东西，都如同白菜一样被变卖出去。
这幅《平安帖》应该也是如此，被宫内人员当成个破画卷，甚至是破包袱皮就给顺出来了。给点钱就可以卖，对他们而言，出手才是钱，不出手的都是累赘，一旦事发，后果严重。
如此一来，一件好好的“玩意儿”就这样被沦落成破布了。
有意思的是，它还被老人只花了区区了5块钱便买到手，并在他家一呆就是十几年。
可见，好事多磨这种说法是非常讲究机缘巧合的。老人有幸遇到徐邦达，而徐邦达又有幸看到这块破布，它的命运便再次被改变了。
后来怎么样了？当然是破布以一鸣惊人的现实横空出世了。
老人大概是缺钱了，也可能是出于文玩爱好者的本意，最终将其拿了出来拍卖。
没有想到的是，它竟然被拍出了3.08亿人民币的天价。
这也算捡漏界的天花板了，只能说老人太幸运了，当然，这样的事在古董界真的越来越稀少了，可不要觉得自己也能捡到。
粗略计算，在朝阳区常住人口中，平均每15人中就有一个“朝阳群众”。跟他们聊天，会听到很多固定的词汇：毛主席、组织、奉献、国家……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伴随共和国红色政权长大，自幼接触、参与政治，更相信集体的作用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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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临近，一级防控启动。潘家园社区的治安志愿者在他们的点位上巡逻。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2013年冬天，天使投资人薛必群（网名薛蛮子）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控制。媒体报道中，警方的线索来源是“根据朝阳群众举报”。
2014年8月，房祖名、柯震东、王学兵等艺人相继因涉毒被控制，“朝阳群众”一词再度引起热议，网友调侃朝阳群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在北京，出名的不止有“朝阳群众”，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
“从群众中来”
昨天早晨7点27分，“朝阳群众@潘007”微信群里突然蹦出一张照片：一辆浅蓝色的轻骑摩托，一对男女在车上左右张望。
“此照片是近期出现在我辖区的两名街头扒窃嫌疑人，已做案一起，如发现请拨打电话……”发布消息的人叫“平”。
“朝阳群众@潘007”，“潘”是指朝阳区潘家园小区，“007”是指“神探”。
这个33人的微信群，有“李大姐”“冯妈”“大个头”“加油站站长”……片儿警杨国建也在其中，他说，这里有小区业主、保安、居委会干部，然而，这不是全部。
“更庞大的力量是那些‘70后’。”杨国建指的是70岁往上的老人，他们不会用微信。
▲朝阳群众。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杨国建几乎天天和朝阳群众打交道。
他所在的潘家园社区，0.3平方公里，有38栋楼，总人口数9700多人。这里面就有240位治安员，平均一栋楼6个。
毗邻潘家园旧货市场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潘家园社区人流量大、环境复杂，18年前，杨国建就开始发动群众，60多位离退休老人成了第一批“红袖标”。
队伍在壮大，更多人选择不戴袖标。和杨国建在社区里溜达，几乎能见到的人都和他打招呼，“你能看出来谁是下线吗？”杨国建笑着问。
物业的收费员、保洁员、小卖部的老板、修车摊的摊主……瞬间在他嘴里亮了身份。
在潘家园社区工作了18年，杨国建的手机通讯录里，早就到了3000个的上限，其中绝大多数是居民的电话。
杨国建说，“下线”们都是从群众中来，他们是“警察的眼睛，百姓的嘴巴”，观察一切特殊情况，反映一切居民的紧急问题。
毫不夸张地讲，租房户到我们社区的第一天，我们就掌握了。
像潘家园小区的这样的治安员，整个朝阳区（登记在册的）有13万人。
朝阳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尹航介绍，截至2015年，朝阳区的43个街乡、469个社区（村）中，算上没登记的，“朝阳群众”一共有19万人。
照此粗略计算，在朝阳区常住人口中，平均每15人中就有一个“朝阳群众”。
专职巡防队、安全稳定信息员、流动人口协管员……“朝阳群众”至少有10个“工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所熟知的明星艺人涉毒案件，实际上不足“朝阳群众”贡献的百分之一。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前十个月，朝阳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21万多条，其中关于吸毒、贩毒的线索只有851条，不到0.4%。
这21万多条线索中，有价值的4378条，根据这些线索，1023个案件得到了侦破，8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一年前，一个饭盒引起了志愿者刘立新的怀疑。
那段时间，他所在的三元里社区经常能见到邪教的传单，楼梯拐角、门缝、花坛，隐蔽的角落里到处都是。
刘立新成天盯着，一连俩月，没见可疑人进出，传单却只增不减。
一天，她观察到，社区的一名居民经常拎着一个饭盒，只要这人一出入，传单就变多，刘立新叫住她一看，传单藏在饭盒里。
去年夏天，潘家园小区里的几十辆车，在一夜之间被人划花了，车胎也被戳破。
片儿警杨国建调取录像找到了嫌疑人，却没人认识，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一位楼长大妈看出了端倪，嫌疑人留着“莫西干头”——两侧头发剃得只剩一茬，头型和身形都和楼上住户的女婿相似，最终据此找到了嫌疑人。
“莫西干头”被找到后，承认是因为心理不平衡，“看到好车就生气”。
▲朝阳群众。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杨国建说，在绝大多数时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也有看走眼、闹出笑话的时候。
去年年底，潘家园附近的一个小商店来了俩客人，不会说汉语，要买菜刀和煤气罐，店老板觉得可疑，悄悄给杨国建打了电话。
撂下电话没几分钟，另一家刀店的老板也来电话，同样举报这俩人。
后来一查才发现，人家只是刚从外地到北京，新租了房子，正常买生活用具，没有其他心思。
大家松了口气，两位群众都有点不好意思，没事就更好了，防患于未然嘛。
杨国建觉得，要对治安员们加以培训，让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需要监控的。他编写了《“十”报告制度》发给大家，“发现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危险品的要报告”“作息反常、行迹诡秘的要报告”……
冯永红感慨，这么多年，他们做出贡献的，少有惊天动地的大案，更多是居民关心的小事儿。
这位永善社区的志愿者，总绷着一根弦“人民战争”——只针对坏人的，“我们红袖标往那一坐，邻里街坊的心里踏实，至少能对坏人起到威慑作用。”
冯永红67岁了，身边的老伙伴也都上了年纪，他们知道如何既不动声色地反映情况，又保护自己。“力气不够，可以动脑子。”
68岁的刘立新也在常年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如果觉得对方可疑，摸底调查也要有技巧，上门看看屋子有没有漏电、漏气的情况，邻居关心租户总没错吧。“不能让人觉得不舒服，还得把事儿给做了。”
四大给力民间组织
生活在北京，如果你只知道“朝阳群众”，那你显然out了。
除了“朝阳群众”，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
这些名字，都成了专属名词，他们是在习近平两年前视察北京之后，新近出现的“品牌”。
西城区属于老城区，大爷大妈们知人情、懂政事，更善于发现身边的敏感事件，别看上了年纪，确实观察、维护社会治安中不可或缺的队伍。
海淀区高校和互联网企业众多，网络人才发达且活跃，他们更喜欢通过网络去举报情况、解决问题。
丰台区永善社区在此前是城乡结合部，以前平房、胡同中善于调解邻里矛盾的“大了”，早就成立了“劝导队”，如今已名声在外。
官方公开数字显示，这四大组织共有85万人，他们是北京基层群防群治的中坚力量。
一位资深的志愿者说，他们虽然被称为“四大民间组织”，但管理有序，分工精细、明确，“实际上，北京在社会治安的维护上，下了很大的一盘棋。”
▲三里屯附近社区一位大妈已经做了三十多年志愿者，这是她不同时期的服装。摄影：新京报记者罗婷
事实上，这四个专属名词能在网络上形成“品牌”，是相关部门有计划地强化、推广的。
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团队的一篇论文中显示，首都警方多次以“朝阳群众”的字样向社会通报案情，有意识强调“朝阳群众”的重要作用。
被网友广泛认知之后，警方又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推出“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首都群防群治的品牌。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朝阳区综治办副主任尹航说，更重要的是，怎样能让“群众”各司其职，最大效率地发挥作用。
精细化管理到什么程度？尹航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去年“9.3阅兵”的群防群治力量部署方案，足有上百页，细致到了每一条街、2773个点位，连志愿者在哪儿上厕所，都专门制了图。
四大民间组织之所以“给力”，力量更多地来源于内心。
“革命一代”
“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丰台劝导队”当中，成员大多数是老北京，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身上也留着浓重的历史痕迹。
1月26日上午9点，永善社区居委会，狭窄的大厅里挤下了近百位大爷大妈，排练即将到来的新年联欢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娘子军》、《北京的金山上》……都是老歌，在指挥时，一位大爷高喊：“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跟他们聊天，会听到很多固定的词汇：毛主席、组织、奉献、国家……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伴随共和国红色政权长大，自幼接触、参与政治，更相信集体的作用和力量，言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67岁的冯永红，语言体系仍停留40年前。他爱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别给组织抹黑”。他嘴里的知名人物是雷锋、邱少云、董存瑞。“这些年没变过，现在还是特认同。”
这群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会拿彼此的名字打趣，冯永红，“一颗红心向着党”。他的朋友张祖华，祖国的祖，中华的华。
这些老人中，有人做志愿者已经十多年。冯永红说，和他一样，很多老伙伴不愿意提“钱”，“谁要说给经济报酬，我们脸都发热。”
志愿者胡和凤在胡同里长大，她拍着腿感叹，“当时那街坊，太亲了，我们家煮完饺子，‘咵’给你端过去；家里没盐了，先拿你们家盐罐子使使，都不是事儿。”
做志愿者也是要有理想的，这群老人的理想，就是能让邻里间的走动多一点，大家多了一份亲热，日子又有了些以前的滋味儿。“热乎，有温度。”
从幸福一村张秀茹家的窗户往外望，工人体育场尽收眼底，“连球门儿都看得到”。
张秀茹说，2015年，她有三分之一的日子都在值班，提着水壶，搬着小马扎，在楼下一坐就是一天。
打开她家的衣柜，执勤的各式短袖、长袖、马甲占了一半的空间——她已经当了30多年志愿者。
她快乐，但也有担心。最担心的是后继无人——“咱这老一辈在集体长大，依靠组织，相信组织，如今的年轻人都不乐意干这个，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红袖标。”
国家任务
最近，“朝阳群众”们又开始忙了。“一级防控。”
公开资料显示，在北京市的治安体系里，防控被分为三个等级，一级最高，全市上岗人数80万人，三级最低，上岗人数20万。在一些敏感时期，等级会调成一级，一天需要安排三拨人值班，甚至会安排“双人点”。
3月3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即将开始，他们知道，一年最紧张的时候到了。
最近，一级防控的通知从多个街道下发到居委会，最后通知到每一位朝阳群众。
在东南三环边的潘家园小区，北三环的三源里、安贞西里小区，遛弯的大爷、挎着菜篮子的大妈，都在为值班准备着。有些大妈心急，甚至先于通知，把电话打到了安贞西里小区的居委会：“两会马上开了，咱今年的值班啥时候开始？”
几天后，他们将和85万群众一起，穿起值班服，戴上红袖章，在北京城区五环内的主干道、中轴路边上观察来往行人，在小区内蹲守——保证两会顺利召开。
▲朝阳群众。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为了这个任务，潘家园社区的“群众”已经准备了两个月了。
他们在三环主路边上有六个点位，每个点位安排两个人，每天早七点到晚八点，每两个小时轮换一次，点位之间，有公交车站、十字路口，人流量大，情况复杂。
对于这项任务，他们有些担心。社区紧靠河南大厦、广西大厦等人大代表驻地，又在三环主路边上，以往两会开幕时，会有重要车辆将从这里进入二环，开往人民大会堂。
早在年前，片警杨国建就已经给治安队员开过动员会了。治安队员和片警一起，检查了出租房、地下室、门店的安全隐患。
过两天还要再开一次动员会。反复强调的是，街巷楼群有人巡，矛盾纠纷有人解，重要部位有人看，突出问题有人看，敏感事件有人报。
在三源里社区，独居的68岁志愿者刘立新，打算24小时值班，关注着楼上楼下的被列入“名单”的重点人物。
这是她的“国家任务”。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