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虽然李自成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在西安建了大顺国，改元永昌，占领了西北数省、河南大部、湖广北部，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在明朝手中，拱卫京畿的边军也保有强大实力。所以，崇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还想有一番作为，试图给大明再续一下命。
崇祯号召勋贵、官员捐资为辽东战事和镇压农民军助饷，但满朝文武大臣响应者寥寥无几。老丈人嘉定伯周奎只出一万两，不得已皇后拿出了五千两私房钱，暗中派人送给父亲，要他表现积极点，给皇帝一个面子。首辅魏藻徳表示家无余财，仅捐五百两。其他官员更是哭爹喊穷，无人捐献。
既然京师难保，南迁提上议事日程。崇祯好面子，一定要大臣出头提议迁都，但群臣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而让太子去南京监国，或者把皇子分封到江南，不要被一网打尽。崇祯却自暴自弃地表示：“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甚事？”不同意太子走，也不分封其他皇子。
当时的情况下，最要紧的一项就是调集四方兵马勤王。崇祯十七年初，明廷虽然屡遭惨败，但其控制下的兵力仍为数不少。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兵强马壮，势力雄厚。早在正月十九日，崇祯就命令其调辽兵进关。
然而一方面朝廷上下推诿扯皮，在是否放弃宁远、怎样防守山海关、如何安顿军民等问题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另一方面，以辽人为主体的关宁军也不情愿丢弃产业、背井离乡。吴三桂部磨磨蹭蹭，直到三月十三才进山海关。
吴三桂虽然拖沓，到底还是响应了朝廷命令。驻临清的山东总兵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书后，居然谎称坠马受伤，不能行动。崇祯只好赐银慰问，指望他被感动能前来救驾。不料这位刘总兵十分乖觉，索性将临清劫掠一空，率部南逃。后来南明弘光即位，刘泽清因为手里有兵，还成了江北四镇之一，继续当他的大官。
只有蓟镇总兵唐通比较实在，带领八千士卒来到北京城外。崇祯大为高兴，下令重赏。当时一般意义上的重赏应该是赏千金、封万户侯，然而，崇祯没那么大方，他赐给唐总兵的是白银四十两，兵丁每人五钱。为了四十两银子和李自成十万大军拼命，实在不值。于是，唐通把队伍带到居庸关，向李自成投降了。
最后，崇祯在二、三月间例行公事地发布了两次“罪己诏”。虽然他真实的想法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误朕”，但在诏书中还得装装样子：“己实不德，人则何尤？”
三月中旬的最后一次“罪己诏”中，崇祯甚至大言不惭宣称废除赋税中的军饷加派，还说李自成军中的牛金星、大将刘宗敏等等“皆朕之臣子”，只要迷途知返便既往不咎，唯有“李自成罪在不赦”。而当时的情况是，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打到北京城下了。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军安然通过居庸关。十六日傍晚，先头部队到达京城北面。京城此前流传起古怪的谣言，说是“李公子”到了要给穷人每人发五两银子，于是京师百姓的态度变成了“望贼如望岁”，盼着李自成大军跟盼过年一样。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奉李自成命令进城谈判，私下里对人说：“吾辈富贵自在也，可无虑。”
担忧自己命运的似乎只有崇祯。他在宫里捶胸顿足，仰天长号：“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十八日夜间，李自成的军队占领了外城，北京城破在即。皇帝手足无措，这时有个太监跑上来说：“皇爷无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崇祯大喜，要他有何妙计，快快说来。太监答曰：“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崇祯勃然大怒，一剑将他砍死。
崇祯人生最后时刻的佩剑使用率似乎很高。煤山上吊前，他对长女乐安公主朱徽娖说：“为何生我家？”挥剑砍去，公主举手遮挡，被砍断了右臂。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军队占领北京，明朝就此覆亡。此时，北京城的居民正忙着迎接新主。有的在门口设立香案，上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还有的在帽子上贴上“顺民”字样。
没多少人在意死去的先皇。两千多在京官员，殉死者只有二十几人，大约仅百分之一。倒是新政权比较关心崇祯的下落，认为他隐藏在民间，悬赏黄金一千两征集线索。两天后，有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骑的马，这才找到遗体，后由大顺政权出钱葬入昌平田贵妃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