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生在香港的北大荒人回忆录（九）
作者：崔港珠
第三章 走进知识分子行列
1961年10月我转入八一农大农学系6002班时，别人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我落下的功课一大堆。可是我养鸡死亡率高的教训，使我比所有从中学直接升入大学的同学，又更加有学习动力。因为我懂得了没有知识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没有知识就等于人生的失败。我耳边始终响着姜瑞元校长讲话的声音：“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为机械化的国营农场培养专业技术干部。所以我们要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走‘会、通、精’的道路。那就是第一步要掌握农场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第二步要掌握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要领和专业技术知识，第三步每个人都要准备从当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开始，直到成为专家，这是必修课。”
所以我每天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特别是吃过晚饭到上晚自习之间的这段时间，女同学们有的去会朋友，多数人打热水回宿舍去洗涮；下晚自习之后，大家完成了一天的功课，轻松地回宿舍准备睡觉，只有我和一同转来的男同学张守宏，还在拼命地补笔记和补落下的那些功课。
有一次，实在困得不行了，张守宏就说：“抽根烟吧，抽烟能提神。”他递给我一根烟，我试着抽了几口，果然有效。从此每逢开夜车的时候，我就抽几口。我也知道女孩子抽烟是很不雅观的，但为了学习，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是尽量不在有其他同学在的时候抽。可是我不好意思去商店买烟，怕人家看见笑话我，经常抽张守宏的，不过那时总的抽烟量还是很小的，一根烟抽好几回，一个晚上能抽半根烟。但我也不能总抽张守宏的呀，有一次我到姜校长家要烟，他问明情况后，居然给了我一盒，还鼓励我努力赶上。那时的校长既是导师，又像父母。
作者工作照
可是转系带给我的第一大困难就是不再发给我工资了。原来在农场管理系二部时，还是每月按在农场时的工资标准发给我25元，三年来我靠这钱独立自主的生活外，还经常给妈妈寄钱，每次寄十元钱，以接济家里的生活。结婚时我还用自己存的钱，给姚克买了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可是以后不发工资了我怎么活呢？农学系的姜助理说：“你不是结婚了吗？让你爱人供你，这也是应该的。”可是我接受不了。
听说给教材设备刻刻讲义，每刻一张八开的蜡纸能给三角钱的报酬，我就去那问了问。他们先让我在蜡纸上写一些字，看看我刻得行不行，然后他们同意了，给了我一本讲义，一筒蜡纸、钢板和刻笔。这样，只要我每个星期能刻出十张蜡纸，一个月就可以挣到十二块钱，正好够我的伙食费。于是每个星期六日我都在刻讲义，直刻得我右手和胳膊又酸又痛。而且这刻讲义和我要抓紧时间赶功课是矛盾的，但是为了自立，我必须这么做。
这件事情正好让到学校来看我的姚克看见了，他说他不同意我这么做，供我读书是他应尽的义务。我还是不答应。这时他说：“莫非你对我还有二心？”他动员了在八一农大当图书馆馆长的他当年在军校学习的同学陈永承做我的工作，我只好接受了他每月给我十五元钱。
学习刚刚走上正轨，11月底系里就收到我二哥一连发来的三封电报“父病重速归”、“父病危速归”、“父病险速归”，系里因为我是新转来的，本来已经落下不少功课了，所以开始时没有通知我，当系里接到第三封电报时才通知我回北京去看望父亲。就在我和姚克踏上旅途的那天，系里收到第四封电报“父病死速归”。其实，这就是由于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电报不可能及时送到的原因，当我那天半夜回到家时，父亲已经死了六天了，只等第二天一早去发送了。
等我从北京回到学校已经又过了半个月了，（那时来回路途要一个星期）我只能在同学们去看电影、参加舞会的时候，我一律不去；同学们周日休息时我照旧读书。终于，1962年1月公布考试成绩时，无机化学、土壤学、气象学和俄语四门功课，我们班有四个同学得了两门五分两门四分，是全班最高的，其中就有我和张守宏。第二学期班委和团支部改选，我被选为班学习委员和团支部委员，张守宏被选为农学系学生会主席，他又聘请我当了学生会秘书。我们一起为提高全班同学的学习成绩，为活跃全系同学的文化生活，而积极努力。
记得那学期我们班的山东籍同学刁XX家里有事儿让他回去，我们就发动大家给他捐了不少全国通用粮票。可是他回来之后告诉我们，当时农村根本就没有粮食，也只能用一斤粮票换四斤地瓜干；另一个山东的同学王某某，情绪总是闷闷不乐，我跟他谈心才知道，他家里饿死了好几口人，但这在当时不能说，我只有安慰他。这两件事情确实又激励我，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将来多生产点粮食，让人民吃饱。
有了这个好的开始，1962年我又向农学系党总支秦书记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可是迟迟没有动静，去听党课的同学名单中还是没有我。一天我碰见在实验站工作的张润三，他原来是我们农场管理系二部同班的党支部委员，又是和我在一个行政小组的，我问他：“老张，你把我在咱们班列为非党积极分子的情况跟我们系说了吗？”他说：“说了啊，可是秦书记说，你们了解她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吗？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自信地说，“我马上给派出所写信，请他们给出个证明”。
之后，我立即给北京管我们家的派出所去了信，我以为他们也一定会把张友渔副市长证明我爷爷和我们家清白的事告诉我们学校，那时我就可以顺利的成为党的培养对象了。可是没过多久，学校组织科的邹科长找我，他说：“你们家的派出所来信了，说你的‘家庭出身’为‘资本家’。”“资本家”三个字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理解的是最坏的“家庭出身”，就好像共产党的敌人是国民党，贫下中农的敌人是地主，那么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资本家了。但我的“家庭出身”怎么就定为“资本家”了呢？我们家没有开工厂呀！我痛苦极了，像被霜打了的茄子，蔫儿了。
我又给大哥去信，告诉他派出所给我们的“家庭成分”定为“资本家”的事。大哥回信说：“这个事要说冤也有点冤，也有点不冤。当年是咱爷爷在香港用他的一生积蓄，开了一个中药铺，叫‘益生药庄’，维持了在香港那几年咱们全家的生活。爷爷去世前把这个药铺分给了爸爸、大爷、三叔、姨奶奶、大姑、二姑等每家一股，因为我是长孙有我半股。后来药铺从香港迁到广州，又迁到太原，一直是有人代咱们家人管理。因为我是革命军人，所以一解放我就宣布我那半股交公了。
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都‘公私合营’了，政府每年给这些股东5%的利息，这也是这些年咱们家的一笔固定收入，虽说不多，但是确实有，也许他们就是从这儿定的吧。”。我无奈，只好承认这个现实了。心想就凭这个，我上大学时肯定别想入党了。不过还可以做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还要为了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农业技术员而奋斗。
姚克、崔港珠夫妇 照片由作者提供
1963年随着学专业课越来越多，又是“米丘林遗传学”，又是“摩尔根遗传学”，两门学科的老师在课堂上还经常互相指责。“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生物统计学”、“生物化学”……所学功课越来越深入到农学的内部了。学校对我们的思想教育也抓得更紧了，一方面是每月都由姜校长或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给我们讲国际国内形势大课，要我们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我们的祖国；另一方面1963年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校开展了学习雷锋“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对待敌人要像冬天般的冷酷无情”的精神。首先是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
我记得有一次去曙光农场参观，从林口到桦川几个小时的火车路程，同学们都磨刀霍霍准备向雷锋学习做好事，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块抹布。一上车就有人去扫地、擦车窗玻璃，我也在等待机会。可是地还是干净的，车窗玻璃也刚擦过不久，就又有几个人抢先又搞了一遍。过一会儿，有人又再干一遍，我总是抢不上。坐在火车上的班主任蔡老师对我说：“我在看你，你怎么不动啊？我也在等你，准备跟我说些什么？”说老实话，对当时那种地不脏、玻璃不脏就再做一遍的做法，我做不出来，我认为那就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我怕别人笑话。可是后来才知道，做惯了就不怕了。
比如假期我常常给姚克他们机关食堂挑水，开始不好意思，做惯了反而缺不了。后来学校又搞了“三自运动”，即是“自我批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农学六一年级的李汉昌同学还提出向灵魂深处的“我”字开炮。我们行政小组每三天开一次生活会，先自我检查，然后大家互相提意见，指出哪些不符合雷锋精神。当时批评我的主要问题是“个人英雄主义”，我却从心底不太承认，我只是要把事情要做得最好，要学保尔做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什么不对？我至今也不懂。
1964年春节，我上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个寒假，我和爱人姚克结婚后第一次一起回婆家天津探亲，这也是在过年期间第一次和亲人在一起。经过前几年的感情波折，我在婆婆因我是“资本家”出身和怨我上了农业大学，拖住了他儿子不能回城的双重不满情况下，为了丈夫对母亲的孝心，我不愿意让他为我而受气，我曾几次打算和他离婚，但每次都被他的爱心、诚心所化解，并表示“大鹏要飞翔，我一定支持你！”但真正要走进那个家，我心里还是像揣着个小兔子一样，既兴奋紧张又害怕，我希望那个家能接纳我。
到家后，对于天津的民俗礼节完全不知晓的我，像个旧社会刚过门的小媳妇一样，一声不敢啃，生怕说错了话惹婆婆不高兴。但受过家教又不怕吃苦、不怕脏的我，每天早晨我比全家人都起得略早一点，（由于我们家住的是穿糖葫芦式的房子，外屋是厅十几平米，中间半间屋，北面一盘小炕，里屋是我和姚克住的十来平方米的屋子），我先把所有人的小尿桶（天津习俗，每人一个木制小尿桶）-住在里屋我和姚克的尿桶、在中间小屋里婆婆、公公的尿桶和住在外屋临时搭起的大通铺上，两个小姑子和小叔子的尿桶，一一收了出去，倒到大街上二十来米远的公厕里，并把它们清洗干净。
然后等他们都起来以后，我再把那两间半屋子的地扫干净，用抹布擦拭家具上的灰尘。再有我还能伸上手的活儿，就是每一天把前一天熄灭了的煤球炉子掏净，捡出乏煤，再添上柴火、乏煤及新煤球，准备点火用。其他时间我几乎寸步不离开姚克的身边，一是虽然结婚已经三年了，我们仍然是离多聚少，我愿意待在他身边。二是潜意识里我也在寻求他对我的保护。
一天，姚克在沙发椅上坐着和婆婆唠家常，因为屋子小，没有其他可以坐的地方，我总不能坐在婆婆身边（因为那是上座），就轻轻的靠坐在姚克坐的沙发椅的木质扶手上。婆婆说：“你们是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两口子吧！”我又错了。婆婆借机就数落起儿子，批评了大约两个小时，姚克坐在那儿满脸堆笑，一动不动。有些明明婆婆说的不对，但他一句也不还口，不解释。我心里的气憋得鼓鼓的。丈夫反而要我每天早起和晚睡前，要向婆婆请安。我说：“天天在一起吃住，人挨人，请什么安呀！再说怎么请啊？我不会，在我们家从来没请过安。”姚克心里不快，但我就是不想做这种表面事。
由于我们住的床与婆婆的小炕十分近，不到二米，而中间仅隔一道门和婆婆枕头边的一个没有玻璃、只挂着一块窗帘布的大窗户，晚上睡觉几乎每次翻身，那个木床都会发出响声。当年只有三十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姚克，还是要想办法进行性生活，终于不小心，他在我的身体里播下了一颗种子。
1964年4月，就在我们在853农场1分场2队进行毕业实习的时候，（我是那个实习点的点长）在上面是雪和薄冰，下面已经融化了的田野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探查地号的备耕情况。但突然，恶心呕吐，我吓坏了，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有经验的实习指导老师发现了情况，把我召回了学校，又把我爱人姚克也找来了。让我到裴德医院去检查，结果证实已怀孕两三个月了，我和姚克都非常紧张，因为这是我大学最关键的时刻。
姚克迫不及待地问：“可不可以做人工流产？”医生说要做流产就得早做。当时姚克的意思是为保证我顺利大学毕业，下午就去做。我也倾向于去做流产，但一想到我们是奉农学系武主任的命令来检查的，必须先把检查结果告诉他。当我们在主任办公室把检查结果和我们的打算告诉武主任后，一向文质彬彬、说话轻声慢语的武恕诚主任，脸上看不出一丝严厉或责怪的表情。
他说：“你们先坐下等一等，我出去一下。”过了一会儿，武主任走了进来，他说：“我去找姜校长汇报了你们的情况，虽然大学里是不许结婚，也不许生孩子的，但你们的情况例外，崔港珠是在农管系结了婚后转系过来的，过去我们学校58级的学生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实事求是的对待的。我和姜校长的意见是，最稳妥的办法是休学一年，不然怀第一胎就把孩子打掉，极容易造成终生不孕，到那时你们会后悔一辈子的，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再做出决定。”这就是我们的校长、系主任，既是老师，更似父母般关爱我们。
走出武主任办公室，姚克还是坚持要把孩子打掉，他要保证我顺利上完大学，但那个小生命突然像动了一下（实际上是我在实习点的激烈活动，有先兆流产的动象），一种母爱之心油然而生，我求他把孩子留下。我没有去想孩子生下来怎么办？只是为了那个小生命，我休学了。
1965年2月我把70天的孩子放在了婆婆家，返校后到宁安县江东林场参加了第一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6月我又到855农场12队进行了毕业实习，主要是锻炼我们独立工作能力和补机务课，学校认为我们在农机上还不过硬。老师又安排我当七个人的实习小组副组长，主要负责三八作风的贯彻和实习活动日程的安排，我的不會做群众工作，搞不好群众关系的毛病又犯了，我甚至要求不当副组长了。
855农场12队是农垦总局的重点机械化生产队，在这里我们参加了大豆、玉米的机械中耕除草、小麦收割与脱谷、翻地与耙地的全部机械作业；又实习了“跟队长”-即每天从早到晚跟着队长走，看队长每天都关心些什么？每天都干些什么又是怎么干的？当然这项学习也有难处，我们队的苏竹泉队长几乎就是一个铁汉，他从早到晚从不停歇，只顾大步走，干他的工作，把我丢在后面，也别指望和他交谈、提问题。
更有尴尬时，即便队长上厕所时，我只能远远地在外面等着看着，而我自己则一天也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生怕一眼看不到把队长跟丢了。但这些农机和“跟队长”的学习，都为我以后当农业技术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知道了我该干些什么和怎么干。这次收获特大的还有一项学习小麦“扬场”技术。那天在晒场上，我看见一个高高个子的叫张振山的男职工在扬场，他的动作太美了，简直就是艺术表演。只见他前腿弓、后腿绷，双手用木铣把麦子扬起，成一道美丽的弧线，撒落下的麦子又都整齐地落在那一堆上。我决心要把他这项技术学到手，就去请他教我，可是他说女孩子学这没用，不肯教我。
我就在一边看他是怎么把麦子扬出去的。原来他不是两只手都一起往上举木铣，而是上面的手随着上臂向右上或左上方举的同时，有一个向右上或左上方向外甩手腕的动作，而下面的手则是向右下或向左下翻手腕，往下压木铣把，在上下手协调作用下，麦子才能甩成一道美丽的弧线。
我终于学会了用两只手“扬场”。最触动我灵魂的是，当我走进张师傅的几乎一无所有的家时，我看见他的妻子后背上背着一个不到一岁的男孩，地上站着两个也就有3-6岁大小的男孩，他们穿的破衣烂衫，一问才知张师傅每月工资只有25元，和我五八年挣得一样多，而我只养活我自己，张师傅却要养活五口人，可是他们没有任何抱怨。这是我从1959年冬离开生产队，第一次走进生产队真正职工的家，和我1958年看见的几乎全是从大城市里来的转业军人的家，太不一样了。这才是我以后要真正为之服务的对象，我感到我肩上的责任了。
1965年11月，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我的大学时代既是我专业知识逐步充盈的时候，又是我思想改造最痛苦、几经反复的时候，在学校、老师、同学、大哥和姚克刻骨铭心的爱的帮助下，我逐渐成长了起来。（待续）
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
来源：浓情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