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因犬戎入侵而导致西周覆灭，日益坐大的诸侯便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周平王为了远离镐京附近的戎狄威胁，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东周时期前半期，周室便已经无力统御天下，诸侯争霸层出不穷。到了后半期更出现大争之世，谓之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均存在巨大差异的欧洲却重演了这段政治均势体系，并将其影响范围扩大到全球。公元1618至1648年，欧洲列国爆发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这场以平手收场的争端随即以一系列合约的签署，安排了战后欧洲的基本格局和秩序体系。以罗马皇帝（当时指被教皇册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天主教会教皇为核心的二元大一统秩序宣告瓦解。此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欧洲各国共同遵守的准则，直至法国大革命才被中断。

那么这两场分属东西方，且跨越两千年之久的社会变革，究竟有何异同？对后世都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庶族崛起，贵族受制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下，以周朝分封制度为核心的周天子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当时不仅诸侯越来越不将周室放在眼中，底下的封臣卿大夫们亦因权力和势力的增长而看轻国君。这就造成诸侯君主为了压制封臣贵族的崛起，不可避免的开始寻求盟友，而毫无根基却正在崛起的平民庶族和从贵族滑落下去的庶子旁支便成为东周列国君主拉拢的对象，“士”阶层开始成为各国朝堂上的客卿幕僚。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以魏国为开端的列国纷纷寻求变法图强，各国变法不约而同的将削减贵族特权作为变法的核心要素。

同样的事迹亦发生在三十年战争后的欧洲，当1661年法王路易十四坐稳王位之后，便将法国昔日以领主贵族统治全国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完全听命于他的官僚机构来统御江山。路易十四不断的贬抑世袭贵族出身的侍臣，却大力提拔颇的庶族人才。当时公爵出身的法国著名作家圣西门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路易十世清楚的制度君权无法毁掉贵族或他的家族，但却可以将毫无根基的官员打回原形，因此十分乐意授予大臣巨大的权利，甚至是管辖王公贵族的权力。法国的高效官僚体系源于对贵族的打压，因此也获得了周边君主的效仿。

媒介更迭，知识传播

君主想要获得庶族的支持，来对贵族特权阶层进行制约，从而维护君权统治和提高国家运转效率。然而如若平民无法胜任治理国家的职责，则贵族必然还会被君主所倚重。然而西周时期竹简的大规模传播，促使广泛的落魄贵族庶子和平民百姓有机会接触了此前仅在祭祀器具中存在的文字和知识。知识的传播极大的提升了庶族的实力，由此引发了“士”阶层的诞生和百家争鸣的盛景。

中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知识的传播由竹简转为纸张，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先后传出。尤其是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文化繁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晚于中国400年，欧洲后来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同样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知识传播。到了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宫廷中的庶族出身官僚在应对内政外交时，已经游刃有余，甚至在一些领域比贵族领主们更加优秀。

统一秩序瓦解，引发均势体系建立

自郑庄公同周王作战起，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秩序就已经宣告瓦解。只是此后的几百年间，列国之间相互掣肘，虽相互征战却始终没有一国能占有压倒性优势，这就日益形成了一种新的诸夏均势体系。尊王攘夷便是这种均势的极致体现。

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前，宗教改革运动已经瓦解了传承自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教皇二元秩序，欧洲人的世界观发生剧变。帝国一统或宗教一统的观念意味着理论上只能存在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通常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灭亡后，教会先后尊崇东罗马皇帝和法兰克君主为这个尊位，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取代了罗马皇帝的尊号并接受教皇的加冕。然而随着天主教的分裂和新教世俗权力的崛起，这一格局被大破，并且在战争之中谁都奈何不了对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便在此背景下诞生。

铁打的土地，流水的人才

只有列国对均势体系下的规则拥有共同的认知，这一体系才能得以长期维持下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势力早已超越周室却依旧维系着尊奉周天子的旧制，正是因为共同认知的纽带。东周列国，同文同种，虽说秦楚被中原诸侯鄙夷为蛮戎，却只是政治层面的轻视，绝非文化上的事实。列国之间人才流动极为频繁，春秋时期楚材晋用的现象层出不穷；战国时期秦国的强大亦得益于魏人、楚人等外来人才的支持；吴起虽为卫国人，却先身事鲁、魏、楚三国君王。列国文字虽稍有不同，但却同属一种语言，交流并无太大障碍，各国之间的思维方式趋同、交流通道顺畅。

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随着贵族领主对平民的土地约束力减弱，列国宫廷之中亦会出现别国的人才。各国利益虽然不尽相同，但在为别国效力并不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其实直到1820年，俄国的每任外交大臣均被别国宫廷聘用过。被泛基督教文化和古罗马文明共同熏陶的欧洲，虽然在族群层面有所差异，但各国政治家代表的却是同一个精英社会，说着同一种语言。法语是整个欧洲的宫廷和外交语言，法国之外的国家并不以说“外语”感到颜面有失，反而常以会说法语为荣。

均势体系，面临双重压力

均势体系虽然能够维系各方利益，给予各国以相对平等的地位，然而却始终面临两股压力。当小国崛起时，势必打破现有格局，并引发均势秩序的重组；当大国的实力具备碾压优势时，大国称霸的举措亦会倾覆均势体系。

经过一系列争霸战争和权力重组之后，战国初年的格局趋于稳定，但弱小的魏国在经历了李悝变法、吴起整军之后，所向披靡。直至此后齐、秦、楚先后崛起才再度形成均势。可是当秦国具备了一扫天下的实力之后，不仅均势格局被大破，就连留存数百年的周室也被一同扫灭。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后，英国对欧陆的平衡政策就是为了防止大国独霸的形式出现，而法国对中欧的政策则以分裂德意志，防止出现新兴崛起强国为核心。最终普鲁士效仿法国的官僚体制，结合了自身继承条顿文化的严谨因素，最终崛起并积极参与了奥地利王位战争和七年战争，险些打破均势格局。而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的征伐直接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撕得粉碎。

均势终会打破，但前路未必相同

虽然均势秩序从建立之初便面临倾覆的危险，但此后的局势演变却未必一样。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在经历了秦朝短暂的焚书坑儒（是否专注针对儒家，有待商榷）后，到了西汉初年已经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变，新儒学所塑造的大一统官僚体系因此维系中华帝国此后两年多年的传承。

然而欧洲却没有这样的好运。古罗马时期的神学帝制体系崩溃之后，罗马皇帝曾出现从镇压基督徒到奉基督教为国教的转变，与汉朝的独尊儒术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本身已经将大一统的精神支柱击碎，纵然此后法国拿破仑帝国统一了大部分欧洲，却再难重现古罗马时期的格局。最终均势秩序成为了西方的常态，亦塑造了当今欧洲列国林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