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旧址(长征路上，毛泽民和他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在干什么？)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随后组建了国家各职能部门，1932年2月1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中央银行。苏维埃国家银行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二弟毛泽民。他为苏维埃国家的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曾一度远赴上海为根据地开源筹款，利用根据地的特产钨矿与国统区开展贸易，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的财政运转。

那么在长征之初，在长征路上，毛泽民和他的国家银行又在做什么呢？

一九三四年，无法在上海立足的临时中央退入中央苏区。把持党内领导权的王明和博古（王明远在苏联共产国际遥控国内局势），重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疯狂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大打阵地战，致使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积攒的地盘被蚕食得越来越小，中央苏区面临失守的境地。

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左”倾冒险主义占据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搞得人心惶惶。在军事斗争失败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银行是无所作为呢，还是坚守职责，在危难的时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呢？答案无疑是后者。

在第五次反围剿无法取胜的情势下，为保存实力，按照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于都出发，开始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家银行和中央财政部的工作人员被编入第十五大队，由中央总务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任政委，银行业务处处长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此外，成立了由100多人组成的挑夫队和负责安全警卫的警卫连。

一、扁担银行

在长征出发前两天，国家银行对全部家当进行清点、打包和装担。这是一项极其细致而繁重的工作。毛泽民一声令下，大家立即动手，日夜不停地清点钱钞金银，登记入账，分类包装，拆洗机器，确保准时把一大摊子家当清理干净，整装待发。启程之日，挑夫队的一百多条变扁担，挑着国家银行的一百多担现洋、钞票、黄金以及印刷钞票的机器、纸张和油墨上路了。警卫连的战士排成纵队，一路护卫前行。

国家银行的全部现洋和黄金，除了自制的仿“袁大头”，“孙小头”等银元及银毫、铜分币和库存的金条、金砖外，还有一部分是从秘密金库取出的市面通用的银元和金条、金砖。红军当年打下漳州后所得的大量现洋、金银珠宝，以及苏区打土豪、攻土围子所得部分金条、银元等，都被秘密收藏于石城的一个山洞里，以备不时之需，故被称之为秘密金库。长征前夕，秘密金库被开启，所存钱财一部分分散到各部队保管，一部分由国家银行保管。但谁都无权擅自动用，而需严格按照财政纪律与制度进行开支。

毛泽民除担任第15大队的政委，还担任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他是整个大队里最忙的一个，既要确保第15大队在长征路上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维系部队经费需要，又保证他所带的队伍优秀地执行了军纪。

二、在遵义成功发行国币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个规定，沿途不准用苏区纸币，即国家银行印行的钞票，通称国币，俗称苏币，苏票。这个规定有国币不为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接受的考虑，也有保障群众利益免受损失的考虑。但到遵义后，国家银行破例在这里发行、使用了国币。

1935年元旦，中央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根据此前黎平会议关于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的精神，进一步确定了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提出了赤化、建政、扩大活动区的要求。据此，发行国币以活跃市场，稳定市面，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为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国币提供了政治条件。

红军驻守遵义多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有效运转，则为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国币提供了适宜的时间与空间，以及充裕的物质。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受到遵义各界人士热烈欢迎。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重新回归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直到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共计驻守遵义12天，这是长征以来在一座城市驻守时间最长的一次。红军指战员难得有了休整的机会，国家银行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行了国币。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由军委干部团军需处主任罗梓铭担任，下设人民武装、肃反，土地、财政、劳动、文化等六个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会主任主要由红军干部担任，毛泽民担任财政人民委员会主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维护地方治安、肃清潜伏反革命分子以及进行革命宣传、筹集军需和民用物资等各项工作，为发行国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舆论，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信用保障。毛泽民领导的财政人民委员会承担了大量筹款、征用物资、进行公买公卖的任务。他们查收了国民党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查没了军阀王家烈的烟管、盐行，得到一大批烟土和食盐。

遵义是贵州省内仅次于贵阳的第二大城市，市面十分繁华。然而，一面到处是商机，一面又因官僚军阀囤积居奇，群众严重缺盐。另外，红军指战员需要用积存的津贴或伙食尾子换取难得一见的生活、医疗用品。这些情况，显然增强了国家银行在这里发行国币的现实需求。

为了做好发行工作，国家银行在红军先遣工作团、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了充分准备。通过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进行了周到的现场服务和善后。毛泽民等人广泛接触群众、了解社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鼓励开明士绅、工商业者发展贸易、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公买公卖。毛泽民专门到一个姓徐的会长家拜访，又到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兄弟家做工作。刘氏兄弟因黔军溃退时抢劫了他们家的财物，而红军先头部队进城则保护了他们的财产，便欣然出面说服动员商业同人开门营业，还积极帮红军办货。

国家银行设在遵义老城红花岗区原国民党黔军副军长尤国才的大宅院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使国家银行有了宽敞的业务室和库房。在广泛宣传国币发行、兑换政策，群众和商家对国币有足够认识的基础上，国家银行一面发行国币，使其在市面流通；一面设立兑换处，方便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随时兑换国币。其时，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六个兑换点，又在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七个城市设立了19个兑换点。为彰显国币信用，保障群众利益，他们把没收来的大量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收国币，不收其他货币，而且一元国币可换取一元二角现洋，或两元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和物资做保障，发行的国币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周边城镇的群众与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国币。国币信誉盛极一时，世面空前繁荣。

为此，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遵义度过了最为忙碌的十天。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三十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国币，并把没收来的罚款和兑换回笼的国币都整理完毕。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国币的时间虽短，但它活跃了市场，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生活条件；昭示了红色货币的良好信誉，体现了党和红军、革命政权维护人民利益的高度负责精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历经苦难留下银行火种

关于扁担银行，爱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描述：“他们沿途没收有钱人、地主、官僚、豪绅的财产，作为自己的给养。没收是根据苏埃法律有计划进行的，只有财政人民委员会的没收部门才有权分配没收物资。他统一调配全军的物资，所有没收的物资都要用无线电向他报告，由他分配给行军各部队……他们从江西带着大量的钞票、银元和自己的国家银行的银元，一路上凡是遇到贫困地区就用这些货币来采购所需的物资。”

中央苏区这些半路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凭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

长征之初，第15大队的国家银行工工作人员有14人，除毛泽民，曹居如外，还有钱希均、曹根全、黄亚光、莫钧涛、任远志、郭金水、章水柏、吕汉勋、刘建棠，张达远等。他们和红军战士一样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常常受到战火的袭扰，也常常忍饥挨饿。

随着环境和战况不断的变化，第15大队的编制、人员、负担也不断变化。过湘江时，丢掉了印刷机、印钞纸等，挑夫走失大半。遵义会议前后，部队进行整顿，曹根全接替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曹菊如先后调离，第十五大队缩编，撤去警卫连，银洋担子也化整为零，分配给红军战士背。转战贵州期间，第十五大队被撤销编制，剩余人员随红军总供给部行军。1935年9月，军委直属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再次轻装，烧光了随带的全部纸币，埋掉了部分硬币，只留下两担黄金及一些银元珠宝。在一次次的奉命轻装中，曹菊如把能不要的东西都丢掉了，连薄薄的分省地图也是过一个省撕去一页，只留下牙刷、牙缸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那本毛泽民好不容易搞到的《银行簿记实践》，他始终当做银行的保贵财产，贴身保存，一直带到了陕北。

国家银行参加长征的14人中，只有毛泽民、曹菊如、莫钧涛、钱希均、曹根全、黄亚光、任远志，郭金水等八人随军到达陕北；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等六人长眠于长征路。

“扁担银行”的家当经清点，尚存有黄金两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后，除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没有任何损失。而历尽苦难幸运留下的这些银行人才，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于新中国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成为新的红色金融系统领军人物，并且培养出一代代接班人。

“扁担银行”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货币战场”上创造了属于他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红色金融的缔造者毛泽民并没有活到建国后。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于1938年赴新疆开展统战工作，后于1943年被叛变革命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所害，年仅47岁。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一大代表陈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