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七日，在统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下清军倾巢出动，计划仍采用过去入关南下的路线，即绕过山海关，由长城突入。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十五日，清军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附近），接到镇守山海关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的“乞师”书，立刻改道向山海关进军。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麾下大顺军数千骑兵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城北翼一支明军起义归顺李自成，山海关城陷在即。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疾驰至山海关，吴三桂开关迎入。在吴三桂与清兵两军合力下，李自成起义军寡不敌众，只好撤退，大批清军通过山海关驰入中原。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大顺军，试图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二日，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率部由朝阳门进入北京。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清顺治帝从盛京（沈阳）到达北京。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日，清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针对北京良家女子在战乱中被掠卖为娼的情况，下令“禁买良为娼”。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一月，负责北京城市事务的五城御史吴震方发布“严禁查拿牌”中就有“包养旗娼”禁条。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三月，负责北京城市事务的五城御史吴震方又发布“驱逐娼妓”命令，称“为驱逐娼妓以清地方事，照得娼妓所在，最为藏奸之薮，抑且败坏风俗。至于窝隐旗娼，新例甚严……本城虽向无巢窝妓馆，但如前案小雨儿、郑王氏等时有发觉，恐地方容情留止亦未可定”，要求东城辖区内“各坊总甲将旗娼 、客娼、土娼限半月内尽行驱逐。每甲取具并无存留娼妓甘结送院”。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负责首都警备治安的步兵统领衙门在给皇帝的报告中，以“城内开设店座，宵小匪徒易于藏匿”为理由，禁止在内城开设旅店，除治开店人违反之罪，还连带严惩失察步军校等官。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给皇帝祝寿，清朝廷从扬州征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入京，成为徽班进京的开始。此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安徽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六班逐步合并成为著名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此时的八大胡同地区已成为上流社会乐此不疲的色情游乐场所，只不过因律条的限制，达官富贾游乐的主要对象不是娼妓，而是男优。
清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华胥大夫张际亮在其所著《金台残泪记》一书，有这样一段描述：“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场。魏婉卿尝居西珠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北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昭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撼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暖乎！是销魂之桥，迷香之洞邪？”此时的八大胡同在娼妓业繁盛之前，相公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经清廷巡警部批准、外城巡警总厅制定了《管理娼妓规则》中，将妓院分为四等：清吟小班(一等)、茶室(二等 )、下处 (三等 )、小下处(四等)，制订了乐户、娼妓的管理规则和制度，将妓院和娼妓纳入市政的正式管理体系。经过必要的许可程序和身体检查以及按规定缴纳税费后，妓女和妓院可以正常营业，设定了妓院不超过373家的数量上限，具体按一等78家、二等100家、三等172家、四等23家设限。虽对妓女人数无明确限制，但每一份经营执照只能供l0人使用，超过1名的妓院按1张新执照(10人份)缴纳相关费用。
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发布告示，文曰：“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 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站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不断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1929年，燕京大学女校中心人物麦倩曾根据当年北平市警察局娼妓执照事务所的数据，统计出当时北平共有332家妓院注册。一等妓院45家，其中韩家潭12家、百顺胡同11家、石头胡同9家、陕西巷7家、王广福斜街3家，八大胡同区域就有42家。二等妓院60家，其中石头胡同13家、朱茅胡同12家、王广福斜街10家、小李纱帽胡同9家、其他如燕家胡同等14家 ，八大胡同区域共58家。三等妓院193家，属八大胡同区域的蔡家胡同、王皮胡同、燕家胡同、博兴胡同等共71家。八大胡同地区在登记上无四等妓院，但一、二、三等妓院共171家，超过注册妓院总数的一半。
1937年7月29日，日军攻占北平。北平因此曾短暂出现了妓院废业、妓女逃离的情况，但不久八大胡同的青楼与妓女复旧，妓院数量尤其一 、二等妓院下降不少，但妓女人数以及相关的登记、卫生管理制度并无太大变化。
1945年8月21日，北平光复，此后恢复行使市政管理的国民政府北平市政府对妓院数量也作了相应规定：一等80户、二等60户、三等200户、四等40户，共380户，规定数量与清末基本相同。同时明确对妓院设置地区进行限制，指定只能在外城警察分局的一、二、三、四、五以及东郊、西郊分管范围，而且具体限定到胡同，新设妓院必须在指定地点。其中主要地区为外城警察二分局辖区的王皮、蔡家、朱茅、博兴、小李纱帽、石头、百顺等胡同及王广福斜街、留守卫、青风巷、庆云巷、庆福巷、火神庙夹道、陕西巷、韩家潭，即今所谓的八大胡同地区。
1947年11月，国民政府北平市警察局依据实际情况，暂定北平市妓女最高名额为2000人，并对妓女登记执业和妓院营业执照的许可课以严格的身体条件，以减少性病传染风险。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
1949年6月，北平市政府开始对全市妓院开展调查，重点调查了位于北平第九区的前门外大栅栏附近的妓院，此时这一区域的妓院共有100家，占到全市妓院总数的近一半。
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北京。
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妇联、卫生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组织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完成了全市224家妓院的查封，逮捕了妓院老板265人，收容妓女1361人，分别送到市妇女生产教养院下设的8个所进行教育改造，帮助她们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