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起初从事珠宝、香料贸易（主要是便于运输），定居中国后开始转向牛羊肉、皮毛、茶叶、盐、粮、丝绸等业。明清南京三山街地区的颜料坊、锦绣坊、毡匠坊、永安坊（俗称沙窝、沙湾），正是丝织锻造的风水宝地。用秦淮河的水织造出来的丝绸缎锦不易霉烂，成为七彩绫罗的丝绸织造中心。新桥的鱼市、柴市、牛市三市都是为丝绸织造中心、织工服务的。老南京民谣中有四宝——“大脚仙、咸板鸭、玄色缎子、琉璃塔”，这四宝当中，有三宝与回回人有关。“大脚仙”正是回族妇女不缠足的大脚妹，才能胜任织造业。唯有在南京门西金陵织造中心一带，才能看到此景。乾隆皇帝巡视机房，见织工短衣盘辫、气概雄纠，笑曰“此真机包子也”。女织工大脚，与男织工一样干重活，由此人们皆以机包子呼织匠云。［1］
一、安南诗人眼中的缎坊哈品南
南京丝织业最鼎盛时期，从乾隆朝至今已有近三百年历史，要想寻找到当时商民资料已经是很困难之事。前不久，笔者购得邓攀编著《金陵汉诗》一书，书中收录了（安南）武浑珽、胡士栋两位使臣赞扬三山街缎铺哈品南的诗，现将该诗和作者介绍、解读列出，与读者共享哈品南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真实故事。
赠江宁三山街缎铺
武举候补分府哈品南
才业宁惟武服供，试看经纬见通融。
描花刺绣家机袖，贯甲争袍世冶弓。
五彩堪施虞后绘，七衮奚改帝孙工。
理丝制锦其余事，阛阓休将一例同。
出处：《华程诗集》，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钞本。
解读：本诗作于清乾隆三十七年作者初至江宁府城，或三十八年归途重返时。明清时的三山街南通聚宝门，西达水西门，位于当时南京城的东西和南北的轴线交汇处，西北近府署，东南望贡院，为城中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店铺鳞次栉比，游客川流不息。
哈品南为三山街缎铺店主，从作者的诗句内容可以看出，其所营刺绣锦缎品质优良。稍后数年另一位安南使节也有诗称颂哈姓缎坊，说明其盛名在外，故能吸引外国使节成为固定客户。至于哈品南的武举身份、候补分府官衔，当是他通过捐纳所得。因清代捐官风行，故富裕商贾常捐输功名和官衔，以提升社会地位。
哈氏不是常见的汉族姓氏，多来源于蒙古族和回族。三山街有清真寺，回族人口较多，绸缎业也是南京穆斯林涉足较多的行业。据《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记载，南京回族世家有哈氏，明代迁入，始祖为哈尔布丁；清末民初，距三山街以北不远处的内桥湾清真寺（大约始建于康熙朝）有前后多任掌教（伊玛目、阿訇）皆为哈氏。因此，乾隆年间在三山街经营缎铺的哈氏应当属于回族。本诗有助于丰富对清代中期南京商贸史、民族史的认识。
作者介绍：［安南］武辉珽（1731-1789），初名仲恭，字温奇，号颐轩。海阳唐安县慕泽社（今属越南海阳省平江县）人。后黎朝景兴十五年（1754）甲戌科进士。三十二年（清乾隆三十六年）被任命为出使清廷的使团甲副使，次年春正式启程，至后年冬回国，升兵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封红择伯。使华期间，“触兴吟题，诗凡千百首”，编为《华程学步集》。今存其弟子宁逊于西山阮朝光中三年（1790）书序的《华程诗集》，收诗一百四十余首，记录了使程沿途所见景观及人事见闻，并依时间顺序编排，后附赠答之作。
赠三山街缎坊哈姓
陶朱何事五湖东，自有财源浩不穷。
尽许市城称吏隐，且看经纬极人工。
桂山香发丹连宛，荆宅花开紫满丛。
他日凤毛皆国器，纡拖元已具藏中。
出处：《花程遣兴》，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钞本。
解读：本诗作于清乾隆四十三年或四十四年。此前，安南使节武辉珽于乾隆三十七年在南京作有《赠江宁三山街缎铺武举候补分府哈品南》。此处的缎坊哈氏与缎铺哈品南应当为同一人或属同一家族。从与两任安南使节的深厚交往来看，哈氏家族作为缎坊世家相当成功，多次为安南使节供货，以至名闻海外。作者在诗中对哈氏不吝褒扬，深赞他是财源不竭的陶朱、无意官场的隐士。
当时，安南使节常利用出使机会买卖谋利，故与中国商人多有交集。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此次出使中因走私问题屡陷风波。先是其仆从陈廷暄、阮文富以剃发易服私越边境的方式以图贩货谋利，在广西被拿获。安南国王表示待他回国后将以不能封□束手下对其加以处分。后两江总督萨载又奏报他“自江宁乘船，……该贡使营利，借□本与船户杨聚锦贩卖私盐。买盐七百七十包，每包重均系五十斤，装入贡使船内”。贩私盐历来属于重罪，但因其外邦身份仍交安南国处置。不过从作者后来的仕途看，似乎这两件事并没有产生严重影响。
作者介绍：［安南］胡士栋（1739-1785），字隆甫，号瑶亭、竹轩。艺安琼流还厚（今属越南乂安省）人。后黎朝景兴三十三年（1772）壬辰科进士，高中会元、庭元（相当于状元）。三十八年（清乾隆四十二年）任副使，出使清朝。次年秋抵北京。后年秋返回国都升龙（今越南河内）。后任顺化督同。任满，改武官都指挥使、权府事。卒赠工部尚书，封班郡公。所着有诗集《花程遣兴》，收录出使诗作，翰林院校理兼国史纂修汝慎斋点评。
二、净觉寺清乾隆《捐款修建碑》印证了哈品南的存在
《金陵汉诗》一书的作者邓攀先生，是南京著名作家之一。笔者与邓攀先生见过几次面，也最爱看邓先生的大作。邓先生在现有的资料中，判断哈品南是回族，真是难为邓先生了，因为邓先生不是专门研究回族史的。为证实哈品南是回族缎商，笔者找出几年前所笔《净觉寺清乾隆捐款修建碑》一文，该文发表在《南京穆斯林》2017年第4期。
南京净觉寺因为有洪武、宣德、嘉靖三位皇帝相继参与敕建，成为全国少有的皇帝敕建的清真寺，在历史上的明代和民国期间净觉寺两度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心。三位皇帝敕建的雄伟壮峙的净觉寺古建筑群，几乎完全毁于洪杨之乱。寺中的大量碑刻不知去向，直接反映净觉寺历史的碑刻，仅存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捐款修建碑》。该碑长130公分、高80公分，是目前净觉寺内保存历史最早的石碑，至今有235年历史。
碑中记载众多乡老捐助净觉寺的名单和金额，是研究清中期南京回族世家的重要依据。由于该碑年代久远，经风雨剥蚀字迹多模糊不清，很难辨认，故《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江苏省回族古籍提要》等南京回族历史资料中，都未载该碑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京博物院张正祥先生为抢救该碑拓片。1992年6月20日郑自强先生根据拓片整理出拓片内容。尽管许多文字无法看清，从现存的文字记载，可了解到该坊有38个回族姓氏参与净觉寺的捐款（马松仁先生称共有217人次参与捐款）。其中伍氏家族有31人捐款，各宗马氏有46人捐款，金氏13人捐款，哈氏12人捐款，刘氏8人捐款，钱氏6人捐款，鲍氏5人捐款等。由此可见乾隆时期，伍氏家族对净觉寺的维修贡献最大。［5］
在12位哈氏名单中，就有“哈品南银叁两”的记载，另有“哈以恒银拾两、哈群甫银伍两、哈口顺银肆两、哈元昌银叁两……”等内容，可见乾隆时，哈氏家族兴旺发达，哈品南仅是哈氏家族成功商人之一。
（净觉寺碑刻·陶起鸣摄）
三、元代三千回回落户南京
据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元代》第二页记载：“窝阔台即位，哈散纳统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寻麻林，设局织造西锦。”按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中明确记载：阿儿浑人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可见哈散纳统领阿儿浑军是一只（支）穆斯林部队。寻麻林即后来的洗马林堡，在河北省万全县境，是元代的关防要隘。这三千户回回人匠织造的西锦，是西域特制的丝织品，其中名贵者，一种叫撒达刺欺，一种叫纳失失。《元史》记载：“弘州、寻麻林纳失失局，秩从七品。二局各设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十五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习人匠织造纳失失于弘州、寻麻林二处置局。三十一年，徽政院以两局相去一百余里，管办非便，后为二局。”“管领丰州捏之局，头目一名，掌织造花毯。至元十七年置。”“弘州衣锦院，秩正七品。大使一员，典史、司吏各一人。”［《元史》卷八九《百官志》］。
元时江南回回多，是“元时回回遍天下”的特点之一。江南山清水秀，又有玩乐戏耍的风流场所，自然吸引了大量元代贵族巨富，他们的随从、什役和工匠也跟随而来到江南。许多回回下层的能工巧匠寻找到用武之地，纺织业是首位行业。元朝在建康设置的官衙机构多集中在东西锦绣坊地区。［2］
“元世祖设东、西两大织染局于金陵，各辖能工巧匠三千余人，织机百余台，常年为皇室及蒙古贵族们织造锦缎丝帛。”［3］
正因如此，南京城南门西一带成为回民集中地。南京最古老的清真寺，元时称为铜作坊清真寺，明代赐为净觉寺，就坐落在三山街，它方便了这一地区穆斯林的宗教活动。
明代开始将云锦广泛运用于文武百官的朝服补衣之上，在南京设“内织染局”“神帛堂”机构。清代在南京设“江宁织造局”，专织朝廷所需锦帛绸缎。曹雪芹家庭曾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一职。
清乾隆、嘉庆年间，南京丝织业发展尤其迅速，甚至超过了苏、杭二州，已成为南京最主要的行业，鼎盛时拥有织机三万多张，织工五万余人，从事与丝织相关营生的商民更是多达二十万人。［4］无数的回族商人，参与丝织业对外贸易。
注释：
［1］ 陈作霖撰《炳烛里谈》，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2］《江苏穆斯林》2016年第3期，第69页，《西域飘来的云锦》。
［3］［4］田飞、李果着《寻城记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第248页。
［5］《南京穆斯林》2017年第4期，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