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这个词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些方言中有着“冲突”，“争斗”之意，于是，南方一些身份的地方史之中，经常会出现带有此字眼的特殊方言型地方术语，而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853年，发生在台湾台北的一些大规模斗殴——“顶下郊拼”。
19世纪以来，中国人地矛盾尖锐，福建等大陆居民移居台湾速度加快，很快台湾地区资源也呈现紧张之势，这些移民通常以乡土或纽带集结在一起，抱团与其他团体争夺资源，这便是“分类械斗”，而清政府在台湾公权力不彰，使得台湾府成为全中国最混乱的一个府。
台湾械斗多发区域
台湾北部地区也是如此，乾隆、嘉庆之后，台湾对面的福建泉州府大批居民移居台北艋舺，此地渐渐大盛，产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美称，这里的“府”即台湾府城，在今天的台南地区，台湾岛最开始开发的都是南方，这里距离大陆较近，而且是台湾的平原区，适合开发；“鹿”指的是鹿港，台湾第一个由汉人开发的城市据点。其发达肇因于1784年（清高宗乾隆49年）清朝政府仿鹿耳门及厦门模式设立专员管理，开放“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所属蚶江口”与“台湾府彰化县鹿仔港”来往通商。此后行郊云集、商务发达，迅速成为中部第一大港；而此时，艋舺（今台北市万华区）也渐渐崛起。
清代台湾主要市镇
但是，有移民就会有争斗嘛。
当时的艋舺，移民于艋舺的，有两大族群，一为居于八甲庄的福建泉州同安籍移民；另一派则是泉州三邑（晋江、惠安、南安）人，这其中三邑人比较多，来的也比较早。这其中同安人主要和厦门一带的人做生意，于是他们居住地方被称为“厦郊”，后传为“下郊”；而泉州三邑商人，则称做“顶郊”，多与泉州、福州等地贸易。
这些不同乡土的人住在一起，自然有不少冲突，有的是利益纠葛，有的就是文化冲突，1738年，艋舺的三邑人因为北台湾有瘴疠之气，瘟疫死者甚众，于是奉祀由原籍晋江县泉安龙山寺分香而来的观音菩萨香火，建成艋舺龙山寺。于是后来此寺庙称为三邑人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当然，这个体系中同安人的下郊是被排除在外的。
艋舺龙山寺
19世纪，艋舺移民渐多，同安人为主的下郊，与三邑人的顶郊的冲突升级，最关键的利益是艋舺码头的泊船权利；而同安人也有自己的信仰——乡土神霞海城隍，双方也经常因信仰不同而开打。
终于在1853年，冲突总爆发，被称为“顶下郊拼”或“四县反”（反为方言中大规模叛乱之意）。
事件起因说法不一，地方志的记载如下：
“因码头力伏口角而引起之分类大械斗, 俗称顶下郊拚。 同安人聚居之八甲庄被焚掠，双方损失颇不赀。而艋舺市街自经此次人为之浩劫后，元气大伤。”——《台北市志》
也有说法是双方争抢收割稻谷、或者是因为同安县地处泉州府、漳州府两府（意即比起偏北的三邑，同安地理上较接近漳州；今日同安隶属厦门市）交接，台湾的同安人于18世纪末开始的台湾泉漳械斗中，立场过于中立，并不援救同属泉州府的三邑人，使得三邑人想报复等。
当然，这不重要，总之双方积怨很久了。同安人对于顶郊三邑人霸占码头与艋舺龙山寺深感不满，蠢蠢欲动，而三邑人有所察觉，在寺庙里开会，决定主动出击，八月，械斗开始。
不久设于艋舺的新庄县丞署，海山堡潭底公馆等两官署，遭两方人马焚毁。
这不是一般的打群架，这是战争规模的械斗，三邑人虽然人数多，但他们所居的龙山寺与旧街（今西园路），蕃薯市街（今贵阳街）三地与同安人所居之八甲庄，正好隔着安溪人所建的艋舺清水岩祖师庙且池沼遍布，三邑人难以大规模攻击，于是他们向中立者泉州安溪头人白隆发借道，威逼利诱，欲毁安溪人信奉的祖师庙，以便攻进八甲庄，并承诺事成之后，会帮助安溪人重建庙宇，白隆发被迫同意，将清水祖师神像徙出，任三邑人烧毁庙宇（但三邑人在械斗事件后却毁约）。
三邑人一边进攻，一边将同安人房屋全数焚毁。而败逃之同安人，不得不放弃艋舺码头的地盘，由同安大老林佑藻率领，逃往大稻埕另辟商埠，后来并在大稻埕建了霞海城隍庙，奉祀从顶下郊拼中救出的霞海城隍神像（至今该庙侧殿旁祀殉难于顶下郊拼的38位同安乡勇壮丁，并以“义勇公”称呼之。）
三邑人进攻方向（黑）与同安人败走方向（红）
三邑人胜利了，得到了大部分地盘，但他们并未依约帮助艋舺祖师庙的重建工作，白隆发责问三邑人，三邑人只捐献了一对龙柱，略表意思，白隆发也无可奈何，只好向安溪人募款重建。
不过三邑人好景不长，后来艋舺河沙淤积，不易停泊，船只大多改停大稻埕。大稻埕于是逐渐取代艋舺，成为北台湾的商业贸易中心，大稻埕同安人反而得到了利益，真是阴差阳错。
不过这事情使得双方彻底对立，经19世纪末期两族群许多地方士绅努力，才渐次有所改善。不过到如今，族群纷争仍多少还是受其影响。
作者：云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