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东京梦华(大宋王朝：东京梦华蕴含的政治文明，永远的中华瑰宝)

公元960年2月，黄袍加身的后周大将赵匡胤登上了皇帝宝座，新的朝代是通过一场兵不血刃的兵变而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权更替形式，宋朝也由此开启了一个与秦汉隋唐气象迥异的时代。

赵匡胤登基后，倡导忠厚立国、从轻刑罚，这位马上皇帝的治国理念，为整个大宋王朝塑造出了一个温和面相，然而，他对于贪腐官员的态度却极为严厉。

赵匡胤在位期间，凡官吏贪赃枉法达到死刑标准者一概处死，绝不减免刑罚，也从未宽贷一人，对此后人称道宋太祖是宋朝治世之道禁贪为先的奠基之人。

宋太宗继位后，治贪同样不留情面。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赵光义收到一份奏章，这是朝廷百官集议后对一名贪腐高官所提出的死刑建议，按当时制度，天下死刑一律由皇帝最终裁定，若在往常，赵光义只需顺势而为准其所议，但此刻他却犹豫起来，因为犯罪的那个人名叫曹翰，领威塞军节度使，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

曹翰曾在赵匡胤平定西蜀的战争中有出众表现，赵光义成为皇帝后，在率军消灭南唐、进击北汉、亲征辽国的数次战争中也都带着曹翰随行参战，可见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曹翰功成名就后，曾作一首《退将诗》：“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感叹自己的往昔岁月，他还借着值守禁卫部队的机会，将此诗句念给宋太宗，让宋太宗颇生体恤之情，正是由于耻为家贫卖宝刀的心态作怪，曹翰在以节度使判颍州期间，肆意贪腐、无所节制，不但贩卖兵器和私盐以谋私利，还将百姓缴纳国家的赋税加以侵吞，罪行败露后，他的死刑奏议被递交到赵光义手中，一面是当朝名将为国家屡立战功，一面是枉法贪官在地方危害百姓，对于曹翰这个两面人，到底如何处理才能服众呢？反复纠结过后，赵光义最终做出了抉择，念他是开国功臣，就流放到登州，贷死为流。

曹翰作为追随太祖、太宗讨平天下且官居极品的开国元勋，都因贪腐而身陷囹圄，这一案例充分彰显了大宋王朝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宋朝初年，随着一个个贪腐官员或刺配牢城、或处以极刑，五代十国时期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除了严厉惩治贪腐，监察制度的革新和完善，也为各级官员乃至最高统治者都带上了滥用权力的紧箍咒。

宋仁宗时，石介在写给御史中丞孔道辅的书信中，曾提到御史台的权威，中书、枢密亦不敢与御史府抗威争礼，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无与比。御史的监察权和相权和皇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中书、枢密分别是宋朝最高的行政和军政机构，这两个机构执政官员的品级虽然远高于御史台长官，但却必须接受御史台的监督，并对其心存敬畏。台、谏合一的体制让大宋王朝的监察官员直言敢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监察力量，鲁宗道就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

鲁宗道，北宋名臣，是宋真宗首先擢拔的谏官之一，至宋仁宗时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宋仁宗刚刚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因而由章献太后执掌朝政，有一天，章献太后问鲁宗道，你觉得唐代的武则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而鲁宗道回答的非常干脆，说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站在保障皇权制度化运作的立场上，鲁宗道毫不掩饰的表达了对于后宫干政的保留态度，太后闻之沉默良久，当时鲁宗道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的提拔任命正是由章献太后所决定的，太后没想到，自己提拔的鲁宗道，是有什么说什么，鲁宗道认为，如果太后像武则天那样长期把持朝政，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动荡，太后对鲁宗道的回答颇为失望。

鲁宗道之所以敢说这些，有悖于太后意愿的话，首先是因为宋朝的各种政治制度都十分明确，最高统治者也必须遵守，其次是因为他为官耿介，认为捍卫朝廷的政治规矩就是捍卫江山社稷，所以敢于坚持原则。皇权尚且能接受制度的约束，各级官员手中的权力，自然也不例外，由此朝廷上下形成了清明的政治氛围与良好的官场风气，从而为宋朝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公元900多年前，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宋朝文人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都详细描绘了东京：“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的安宁生活，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是开封的嬉戏欢乐，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这是开封的繁荣市井”，支撑这些美好图景的正是大宋王朝的政治精英们为国家治理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除了强力禁贪和有效的监察制度，宋朝对于监察官员本身也有着严格要求。

宋仁宗庆历四年，钱仙芝因为在秀洲知州任上贪赃枉法而获罪。钱仙芝是五代时吴越王钱俶之孙，他的亲叔叔钱惟演为官曾身兼将相位列一品，钱仙芝的亲姑姑则嫁给了章献太后的哥哥，钱仙芝家世渊源深厚，又与宋仁宗亲上加亲的关系，按宋朝法律规定，这起案件本可以走特殊程序，享受减免刑罚待遇，但是宋仁宗却毫不客气直接下诏严惩，决脊掌十七下，配隶沙门岛，今后遇天下大赦，亦不得放还，接下来对钱仙芝负有监察责任的官员也受到追究。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录了三名因此案件受到牵连的监察官员，前任两浙转运使王琪，现任两浙转运使邵饰，提点两浙刑狱柴贻庆，三个人都负有监察一路的职责，却因为辖区一个知州贪赃，而被追责降职。

北宋历史上就曾多次出现过，刚上任不久的官员，因属地官员此前的罪行而被牵连降职的情况，直到宋仁宗宝元二年才特意规定，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使至所部满百日，知州、通判至所在满一月，而部内属吏有犯赃罪者，始追究失于按举之罪，此前有监司长官、知州、通判到任治事谓及一旬，而部内属吏有犯脏罪者，即失于按举而被连坐。

在严格监察制度的同时，宋朝对官员的选拔也格外重视，尤其是举官连坐、同罪保举制度，为促进廉洁、抑制贪腐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朝的中下级地方官员，在任职及升迁过程中，必须有一定级别和数量的中高级官员同罪保举，无人保举者既不能任职也不得升迁。宋仁宗时期，举官连坐、同罪保举制度已经普遍实施，而且，这种关系一旦建立，往往会伴随相关官员的一生，如此严苛的保举责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虽然颇多争议，但他对于保举人和被保举者的确都形成了长效约束机制。

相当完善的监察制度，十分严格的官员约束，官员选拔的责任担当，营造出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大宋王朝一度呈现出平和、文明与繁荣的特征，那个时候的中国也站在了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世界之巅。

放眼漫长的历史，宋朝兵力并非最强、版图并非最大，但东京梦华所蕴含的政治文明，却成为永远的中华瑰宝，成为后世追梦者汲取智慧与力量的历史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