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宪法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拥有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大韩民国,继承以3.1运动建立起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法统和抗拒不义的4.19理念”。3.1运动和4.19运动,是朝鲜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两次政治运动,前者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国权,后者是反对李承晚独裁统治,争民权。至于韩国政府的法统溯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韩国志士在中国上海成立的政府组织。

从1919年到1945年,韩国临时政府长期流亡中国,从事反日建国运动,期间参加了中国的抗战,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援助。日本战败后,韩国临时政府解散,人员回到南朝鲜从事建国工作,参与建立了后来的韩国政府。


说韩国临时政府,不得不提3.1运动。

1919年1月22日,韩国(1897年朝鲜王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前国王李熙暴毙。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李熙是死于脑溢血,但韩国人更愿意相信李熙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原因是李熙计划派密使去参加巴黎和会,控诉日本吞并韩国,借助国际力量复国。

此时,韩国已经被日本吞并了8年,反日斗争被日本人压得死死的,李熙被搞死的小道消息扩散开之后,韩国人压抑已久的怒火喷涌而出。

李熙


3月1日,日本人为李熙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韩国人齐聚汉城塔洞公园集会游行,抗议日本殖民统治,高呼“大韩独立万岁”,其他城市纷纷响应汉城,反日浪潮席卷整个半岛。游行示威运动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全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

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紧急开动驻韩日军(2个师团)和全部军警力量,还从日本本土调来了4000军队,进行残酷镇压。

日本武力镇压3.1运动后,韩国国内的独立运动越来越难以为继,运动逐渐转移到了海外。此后两个月里,苏俄、美国、中国等地先后成立了6个类似政府的组织,其中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凭借上海独特地域优势,合并了其他组织,成了“总坛”。


1919年4月11日,汇集于上海的韩国独立运动代表29人,在法租界金神甫路22号召开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宪章、纲领等文件,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韩国临时政府在法租界霞飞路321号挂牌办公,之所选在法租界,是因为当时法国和日本关系一般,对韩国反日活动比较放任,另外,也与孙中山通过杜月笙疏通法租界开方便之门有关(孙支持朝鲜独立运动,早期的国民党大佬们与韩国志士颇有渊源)。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本应该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强领导,大有作为,然而实际上它并不给力,外交战线频频失利,军事斗争虎头蛇尾。原因也简单:内耗不断,缺钱。

上面说过,韩国临时政府是各路人马拼凑起来的,成员来自韩国、上海、东北、苏俄远东、美洲等地,他们既没有强大的主义统一思想,又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坐镇协调,组织派系林立,内斗不断。

在上海的13年间,韩国临时政府换了10届内阁,各派人马争权夺利,领导层频频分化,比如1921年国务总理李东辉辞职远走苏俄,政府秘书长金立被暗杀,1922年临时政府大总统李承晚因收拾不了局面,离沪返美,代理国务总理申圭植因派系斗争导致复国无望而绝食自杀,1925年国务总理、代理大统领朴殷植引退。

无休无止的内耗几乎使韩国临时政府濒临瓦解,这种乌烟瘴气的状况,在中国和海外韩侨心中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大大削弱了临时政府的声望和号召力。

作为流亡政府,韩国临时政府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主要领导者都是职业革命家,不事生产,没有收入,日子过得很拮据,有些连冬衣都买不起,最困难的时候,临时政府三个月的房租都拿不出来,为此还和房东发生了诉讼。

起初,临时政府向苏俄请求国经济援助。当时苏俄在远东到处撒卢布,答应给临时政府200万援助款,但是拿到钱(40万)的李东辉和金立没有把钱交给临时政府,而是拿卢布组建高丽共产党,此举引起了临时政府其他成员的不满,李东辉退出临时政府,40万卢布不知去向,剩下的援款也成了泡影。当然,苏俄在临时政府中扶持代理人的计划也破产了。

之后,临时政府开始自己想办法搞钱,三条路子:发行公债,收人口税,争取韩侨胞捐款。

公债年利率5%,每年6月份付利息,韩国独立后5到30年之内随时还本;人口税是年满20周岁的韩国人每人每年交1元;韩侨捐款就是海外韩国人的捐爱国金,就和当年孙中山在海外募捐一样。

李承晚


想法很好,但效果一般。人口税要到韩国去秘密征收,几下就被日本人发现了,至于公债和捐款,亚洲的韩侨都比较穷,买不起,美国的韩侨比较富裕,但搞到的钱都被李承晚的欧美委员会(临时政府在欧美的分支)截留了。

临时政府一盘散沙,在国际上搞不出影响力,又缺乏经费,组织不起一支复国军队,能干成什么事呢?只能干些成本小、见效快的事,比如暗杀。

比较大的事件有:1921年金益湘向汉城日本总督府投掷炸弹,1922年吴成伦在上海刺杀田中义一(失败),1932年李奉昌在东京刺杀裕仁天皇(失败),1933年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了驻上海日军司令白川义则,炸伤了一大片,举世震惊。

尹奉吉及其绝命书


虹口爆炸案让韩国临时政府一炮而红,中国民间和海外韩侨对金九(策划人)等人的胆识非常敬仰,纷纷慷慨解囊给予经济援助。金九后来在《白凡逸志》中坦言:“这一事件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对临时政府的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阶段。”

虹口爆炸案之后,日本派出大批警探进入法租界,逮捕一切可疑韩侨,金九为了避免无辜韩侨受难,发表公开信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成功吸引了日本人的火力,日本方面出动大批便衣警察四处追杀金九等人,金九等人在陈果夫的掩护下,死里逃生,躲过了追杀。

金九与尹奉吉


陈果夫为什么要帮金九呢?

中国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被日本打的这么惨,日本人那天在虹口公园搞庆祝会摆明是打中国的脸,韩国志士一颗炸弹甩过去,狠狠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想想都爽。另外国民政府也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力量,觉得有培养潜力。

1933年1月,在陈果夫的安排下,蒋介石接见了金九,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金九:“用恐怖手段杀死一个天皇还会出现一个天皇,杀死一个大将还会出现另一个大将。为了独立战争,必须培训武官。”(来源金九自传《白凡逸志》)

对于金九提出的困难,蒋介石给与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答应中国军校招收韩国学生,为临时政府培养军政骨干,所需费用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此外,蒋介石还承诺为韩国临时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自此,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援助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政策性援助。

金九


上海法租界是呆不下去了,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韩国临时政府撤离上海,在杭州、镇江等地频繁转移,其内部的斗争并没有随着外部形势恶化而缓解,反而也愈演愈烈。

1935年,临时政府内的左派金若山联合五个党派组成了朝鲜民族革命党,主张解散临时政府,另起炉灶。

金九闻讯后立即赶赴杭州(金九一度因派系斗争脱离临时政府),凭借固有的威望和经济实力(有援助),勉强镇住了场子。之后临时政府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了非常会议,整顿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机构。金九当选为国务委员、外务总长,成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实际话事人。

自此,临时政府迎来了金九时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从秘密转向了公开,韩国临时政府认为中日战争是争取韩国独立的有利时机,喊出了“救中国就是救自己的”口号,全力投入到了中国抗战之中。

大敌当前,韩国临时政府中原先分散的各派组织也开始趋向统一。1937年8月,以金九为首的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大韩人同志会等9个右翼团体,在南京成立“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简称光复阵线。几个月后,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革命者联盟等左翼团体在武汉组成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简称民族战线。

派人到敌后搜集情报,或者到韩侨聚居区宣传抗战,是临时政府最基础的工作。此外,组建军队直接上战场的事宜也提上了日程。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曾答应临时政府,由中国协助训练在华韩国志士,组成一支军队,协助中国军队在敌后抗战。1938年7月7日,金若山向蒋介石呈送了组建“朝鲜义勇队”的方案,获得批准。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协助下,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成立,部队的骨干大多是当年国民政府军校培养的韩人青年军事干部。两年后,金九的光复阵线也成立了一支军队——韩国光复军。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成立人数比较少,前者百十来号人,后者几十人,上战场意义不大,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优点——会中、日、韩三国语言,所以大都从事战地喊话、散发传单、教育日俘、翻译敌档、宣传群众等工作。

被俘的韩籍日军,改造交接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左翼领导的朝鲜义勇队早在汉口成立之初,就被共产党渗透了,1941年在洛阳整训后,大批队员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名义上还属于朝鲜义勇队,实际上受朝联(朝鲜独立同盟前身)领导,归八路军总部指挥。

剩下的朝鲜义勇队在1942年5月并入了韩国光复军,改编为光复军第一支队,金若山任光复军副司令兼第一支队队长。

抗战之初,中国战事失利,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再从武汉迁到重庆,一路风尘。相比较而言,韩国临时政府的转移更为曲折。

南京沦陷前,金九带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和家属100多人,从镇江乘两艘木船溯江而上,在汉口短暂停留后,于1938年3月到达了长沙。

在长沙,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商讨三党统一,会议期间,金九被日本人收买的叛徒李云汉射成重伤,蒋介石指示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尽一切可能治好金九,终于保住了金九一命。

长沙告急后,张治中拨了一节火车车厢,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送到了广州,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妥善安排了他们,但不久广州战役爆发,临时政府转移到了佛山,之后又前往柳州,在桂军名将廖磊将军的公馆办公、生活。

1939年初,金九向中国表示想将临时政府迁到重庆,获得蒋介石同意。国民政府交通部从极为紧张的运输力量中拨出六辆汽车,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和家属转移到了綦江(重庆住房紧张)。

在蒋介石的撮合下,金九和金若山这对老对头达成了初步谅解,二人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将光复阵线和民族阵线联合组成“全国联合战线协会”,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派系矛盾,两大阵线的七大党派仍没有实现统一,只是光复阵线内的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合并组成了韩国独立党,成为韩国临时政府的执政党。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到了重庆,几经搬家后,最终在七星岩38号落脚。

重庆时代是韩国临时政府最安逸的时期,随着海外资金源源不断的汇入,以及国民政府大量经济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外资金断绝,国民政府加大了对临时政府的援助,政务费、党务费、军费、侨民生活费都得靠国民政府接济。

金九与重庆警备司令刘峙


生活上,在重庆粮食最紧张的时候,临时政府成员和家属们都能过上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工作上,由于临时政府搬到了大后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还有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各项工作也步入了正轨道。

在重庆期间,临时政府除了抗日之外,另一大工作重心是争取国际承认。1942年3月,韩国临时政府致电美、英、苏、中,希望得到承认,并允许临时政府作为对日作战的27个参战国。

但除了中国回应外,其他三大国均未理睬临时政府的要求。苏联对满、蒙、日、韩有自己的战略,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有自己的考虑,英国反对任何殖民地独立,因为它自己就是搞殖民地的头子。

韩国光复军成立


1944年9月,美英在《研究韩国问题草案》中,主张由美、苏、英、中四大国托管韩国,中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但弱国的反对无效,再之后的雅尔塔会议中,中国自己都被卖了,更何况韩国。《雅尔塔协议》规定,韩国战后由美、苏分别托管,堵死了战后韩国直接独立的希望。

日本投降后,韩国临时政府仍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其成员只被允许以个人身份回国。金九向蒋介石提出了7项请求,包括用飞机运送临时政府成员回到韩国、和美国政府协商给与方便、帮助重庆韩国侨民回国、借款3亿元用作建国经费等。

蒋介石几乎全部答应了:批了1亿5000万法币、20万美元的借款,还从美国人那里借飞机将临时政府的29名核心成员及其秘书侍卫送回了韩国。

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前合影留念



金九在起飞前发表了一篇《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自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式解散。

金九和临时政府成员回国之后,美国人扶持起了亲美的李承晚,韩国局势更加复杂。1948年李承晚当选为总统,并成立大韩民国,第二年,为南北统一而奔走呼号的金九被刺身亡。作为大韩民国的首任总统,李承晚也被称为韩国“国父”。

历史轮流转,朴正熙上台后,取消了声名狼藉的李承晚的“国父”称号,将这一称号给与了金九。

金九葬礼


韩国前总统朴泳三在回顾中韩关系时曾说过:“本世纪初,韩国受到日本侵略,中国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根据地。当时中国国民所表示的深厚友谊,所提供的的无私援助,我们韩国国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在亚洲说的上名字的国家中,韩国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1992年),中国顾忌北边的小伙伴,韩国顾忌台湾,为什么顾忌台湾呢?与当年欠下的人情债不无关系。

朴槿惠在上海临时政府旧址前


韩国临时政府虽然已成历史,但历史并未远去,位于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是历届韩国总统必拜的朝圣之地,其他临时政府战斗过的遗址,也是很多韩国来华旅游的必看之地。


【参考资料】

方永春、吕秀一:《中国对在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援助》

邵灿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境况与外援—以中国的经济援助为中心》

贾庆海:《韩国临时政府三阶段之态势比较研究》

吴岚:《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军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