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宁波活字的价值所在，谢振声在《设在宁波江北岸的华花圣经书房——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经营印刷企业之始》一文中称：“华花圣经书房的印刷机器主要购自美国。所用铅字字模来自两方面：一是英国传教士戴尔早年在新加坡印刷所所造的中文活版铅字，共1845副字模冲头。二为柯理在宁波自制。在1840年以前，活字铅印汉字已开始在南洋的印刷所中使用，在宁波的传教士又对此加以改进，自浇铅字，制铜模，当时铸成的中文铅字大小与20世纪初的‘4号字’相等，虽字画较为粗劣，但已逐渐能使印刷品朝质优、价廉、速度快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印刷行家姜别利主持该所时，他们先以黄杨刻字，间接镀铸，后改以铅字刻坯，直接电镀紫铜并镶以黄铜外壳，这样雕刻之工大为减少，且蝇头小字亦能制得。姜别利始创的电镀中文字模，按点数制标准制作了大小汉字字模七种。曾销售海内外，被称为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
看来姜别利对于宁波字体的出现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与他的专业技能有直接的关系，《浙江近代图书出版史研究》中称：“1858年，也即咸丰八年，美国长老会派遣‘拥有印刷主管与电镀铸字技师的专业知识’的姜别利来到宁波，做华花圣经书房第五任印务总监。他带来一套新的柏林中文活字字模，一台电镀铸字机器，于当年月抵达宁波。”
楼侧状况
姜别利制作新字模的方式是首先使用了统计学，上书中谈到：“从1858年年底到1859年年初，他延聘两位宁波籍的文人，对汉字在书中出现的频率作调查：用一汉译《圣经》和其他27种中国福音书来计算，结果计算出这28种书实际使用汉字为1166335字，其中常用字有5150个；再把伦敦传道会所制的850个活字加上去，常用基本字约6000个。”接下来，姜别利让这两位文人将汉字的使用频率分为15类进行统计，而后他根据得出的数据对排字设备进行了如下改造：“把这15类汉字制成大小7种不同的汉字铅活字，按《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成汉字字盘，再按常用字、备用字、罕用字3类，设计一种元宝式的字架（俗称三脚架或元宝架），在正面放24个字盘，中间8盘装常用字，上面8盘和下面8盘装备用字，两旁字盘内装罕用字。排字工人站在中间就架取字，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减轻了劳动强度。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所以外国传教士对我国的出版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在出版史上应该为他们记上一笔。”（出处同上）
改造后的字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铸以代刻》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引文：“柏林活字依据姜别利先生的好主意实施新的安排后，一名少年站在定点，不需移动一步，便可以在两天内排完一组活版。归字的时候也一样。这名少年刚进入华花圣经书房几个月，也才开始排版而已，不久以后他将会在一天之内就完成这件事；在此同时，那些排版工熟手从原有散漫排列的巴黎活字架上检字，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完成同样的工作。”（191A/4/234/，《H.V.Rankins to W.Lowrie.Ningpo》，17December 1859）
顶头位置
可见姜别利的到来对于宁波华花圣经书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不但创造出了新字体，同时还改革了操作工序，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营运成本，姜别利在印刷所内履行了以件计酬。苏精在《铸以代刻》中写道：“姜别利到职后，非常注意成本和效率的关系，他教导中国工匠使用闲置多年的机器，工资也从按月支领改为论件计酬，同时实施夜间加班，提升印刷机的产能，结果1859年华花圣经书房支出2108元，印刷将近740万页，平均1分钱可印32页（都以八开本计）。对照由传教士管理的前年（1858），支出2317元，印刷约617万余页，平均1分钱可印22页（也以八开本计）。两相比较，1859年支出减少而产量提升，大幅度降低了约三分之一的生产成本，等于是一整年省下900元。”
关于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存在的时间及印书的数量，苏精在其专著中给出了如下数据：“华花圣经书房在约十五年半期间，印刷出版不下210种、326版本、约160万部、7000万页左右的产品，即使扣除其中居少数的代印图书或文件，仍是极为可观的数量。”但这些书主要是宗教印刷品，以及一些代印之物，然而该书房所印之书最为畅销的一部却不是宗教读物，吴永贵、彭春艳在《复制信仰：华花圣经书房的印刷术与印刷品》中称：“据苏精推测，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读物是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的《地球图说》（1856年时改名《地球说略》），从1847年到1856年的十年间共印四版，13200部。该书也是华花圣经书房产品中唯一出售而非赠送的中文书。”
查苏精的《铸以代刻》，对于此畅销书的叙述，原文如下：“华花圣经书房的产品中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很可能是祎理哲的《地球图说》。从1847年到1856年的十年间共印四版、13200部，1847年本书只印200部，此后越印越多，1849年再版印1000部，1853年三版又印3000部，到1856年时改名《地球说略》，印量大幅度增至9000部，达到初版印量的45倍，更惊人的是第四版的9000部于1857年印刷完成出版后快速传播，在1858年和1859年两年间发行多达5364部，库存剩3636部，也就是说这9000部的百分之六十在印成后的两年期间已流通开来，尤其本书是华花圣经书房产品中唯一出售而非赠送的中文书，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能如此畅销，和其内容正好符合当时中国人的需求肯定有密切的关系。”
《地球说略》
《地球说略》一书讲到了很多科普知识，比如如何来解释地球是圆的这个问题，本书中就举出四个例子来进行说明。比如在大海上远远望过去，如前前方有船首先看到的是最顶端的桅杆，渐渐驶近才能看到船体，以此来说明大海是有弧度的。如果驾驶船只沿着一个方向一直驶下去，就能从相反的方向回到起点，而书中还用了月食的例子来解释地球是圆的这个常识：“又于月调蚀之时，有一黑形遮盖月光。此黑影，即是地球之影。因此时日与月相对，地球适在中间。所以日光照着地球，不能射到月中，故地影得以遮掩月色。而其黑影正圆。可知地球全体必是圆形。”
而《地球说略》一书中同样也讲到了西方的印刷技术，比如讲到英国时称：“立局印书，其字板用摆板，便于撮用，每字以铅锡铸成，如中国聚珍版然，非呆刊梓桐统板也。其刷印之法，以两人对立于印书架旁，中放摆板数块，一擂墨，一用纸压放板上，甚为便捷。”
这些相关的知识对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该书畅销的原因所在，同时本书内还介绍了大量外国的知识，这也同样是闭关锁国的清人了解甚少者。魏源被称之为最早睁眼看世界者之一，而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就是《海国图志》，他在这部名著中整段摘录过《地球说略》一书中的文字达34次之多。这正是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所出之书对中国启蒙所作出的贡献，这正如熊月之在《西学东浙与晚清社会》中所给出的评价：“开埠以后的十几年中，宁波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版方面。”
但是，如此有影响力的华花圣经书房后来却搬到了上海，关于其搬迁的原因，谢振声在《设在宁波江北岸的华花圣经书房——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经营印刷企业之始》一文中认为：“宁波虽然与上海同时开埠，而且宁波在开埠前及开埠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外商心目中‘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1844年宁波出口贸易额占总额的37%。但由于上海借助其襟江带海的特殊优势，发展势头迅猛，很快成为全国外贸的中心。在上海经济的强辐射圈儿内，密迩沪埠的宁波逐渐变为上海这个贸易中心的‘卫星港’。到了1847年，宁波出口额只占总额的5%。这样外商离港的船只基本上要放空，所以其兴趣就越来越集中于上海。同时宁波商人也纷纷转移发展重心，把其外贸业务和可利于出口的地产品均转到了上海。”
幼儿园大门紧闭
这是从经济角度论证了上海的吸引力，而宁波在商业地位的衰落，也使得这些传教士认为有必要将该印刷所迁往商业更为发达的上海。然而苏精在《铸以代刻》中认为印刷所的搬迁跟宁波卢家祠堂所处的不利位置有一定的关系，其专著中提到了歌德在1849年9月从美国到达宁波，由他来出任新的书房主任，但任职不到三年歌德提出了辞职，然此后不久他就病逝了：“歌德辞职时已经积劳成疾，宁波布道站于1852年9月底的年度会议上讨论本案，决定先和上海布道站商量华花圣经书房迁沪事宜，再报请外国传教部决定歌德和书房的去留问题。歌德随即前往上海异地疗养，因不见效果仍回宁波，并等待船期返美，不幸病情加重而于1852年12月病死。”
歌德的病逝引起了其他一些传教士的忧虑，他们担心会影响到其他传教士的健康，苏精在专著中接着写道：“在歌德病死前一个多月，宁波传教士精理哲于1852年11月初写信告诉娄答，上海和宁波两地布道站的传教土都认为，派来接替歌德的印工最好连同华花圣经书房都改往上海，由于卢家祠堂过于接近稻田和静止不流动的大池塘，因此非常潮湿，华花圣经书房主任居住的房屋有害健事(unhealthy)，不适合传教士长期居留。”
经过一番商议，华花圣经书房最终还是迁离了宁波前往上海。而宁波做为重要的出版基地得以结束，然就其所存在的15年间，其所印之书就数量而言为在华教会出版物的第二位。熊月之在《西学东浙与晚清社会》中统计到：“36自1843年至1860年，在华教会和外国人在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六地的出版物共有432种，上海居榜首，占171种，宁波占第二位，105种，香港59种，广州42种，福州42种，厦门13种，而其中宗教书达345种，科学书44种。”
2017年我在浙江书展上举办了讲座，在此书展上得以结识当地的爱书人杨曙光先生，当时他送我一部特制版的《圣经》，同时他自称在宁波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工作。随着交往的增多，我得知他对各类书都有收藏，而尤其对中国典籍有着特别之爱。
转年春天，杨先生告诉我宁波市基督教百年堂正在举办一场书展，这些展品中有不少是难得一见的早期印刷物。因我对叠积字本有着特别的偏爱，这么多年来我仅购买到一种，听闻到这个展会中可能有多部此类书，由此而令我大感兴奋，于是在2018年4月22日再一次来到了宁波。在车站又一次见到了杨曙光先生，同时他还介绍两位新朋友让我认识，其中一位是冯昱先生。冯先生喜欢收藏西文汉学著作，并且在这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位则是陈科先生，陈先生是一位电商，他在网上经营的品种同样是书籍。与一些爱书人聚在一起，当然令我特别快乐。
百年堂外观
百年堂匾额
我们共同乘车来到了百年堂，此堂的门前挂着一些彩带庆祝百年堂建堂七十周年，而后杨先生带我参观了展览，这些展品均为收藏家阮松祥先生所提供。我在此还看到了马礼逊用中文所写之信，当然也看到了那本著名的《地球说略》。
展览现场
展板上的图片
奇特的字体
马礼逊手札
除此之外，还看到了多部未曾寓目之书。而在这里还意外地遇到了绍兴图书馆的唐微老师，唐老师也是听到有这样一个展览特地赶来参观，她听说今日乃是展览的最后一天，而杨曙光告诉我，原本展览今天上午就要结束，但为了能让我看到这些珍贵典籍，他特意请主办者阮松祥展延了半天。杨先生的美意颇令我感动。
金属版画
《劝戒鸦片烟醒世图》
展览现场
参观者
前往宁波之前，我已经告诉杨曙光先生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去看看那座著名的卢家祠堂。杨先生告诉我，祠堂早已不存在，他详细告诉我那一带经过多年的变迁已经没有了痕迹。但我觉得华花圣经书房在中国印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亲自看到这处遗迹。故而参观完百年堂的展览后，我等四人一同乘车来到了那处旧址。幸运的是，此街的地名牌上仍然写着“卢家巷”的字样。
今日仍名卢家港
拆
小区中心的幼儿园
沿右路前行
指路的大妈
如今的卢家巷已经变成了一片现代化的社区，走入其中看到墙上写着多个大大的“拆”字。杨先生介绍说，这片楼房早已列为拆迁的范围，故不少的住户已迁离此处。而这些楼房的中间位置却是一所幼儿园，幼儿园的大门上着锁，旁边一位大妈问我们有何事，杨先生立即走上前向他打听卢家祠堂原来的位置。大妈竟然对此颇为了解，她告诉我们沿着道路右行，幼儿园西侧的那一带就是。
这一带就是卢家祠堂旧址
墙外的绿色
封闭区域
已经拆成了一片空地
病树千头万木春
如今这一带已经拆迁完毕，空地上堆着许多建筑垃圾，我沿着废墟边走边看，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惜现实不能令我如愿。这一带有一段残破的墙，从砖块的风化程度看，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但这段残墙是否跟卢家祠堂有关系，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杨先生认为当年卢家祠堂所占之地不仅这么小，这片社区之内有不少占地都是当年卢家祠堂的地盘，于是我们在小区内四处探看。这片楼房内的住户基本已搬迁完毕，走在这些废弃的钢筋水泥丛林中让我想起了某个科幻电影内的镜头：人类消失之后，地球上的建筑物渐渐倒塌，而这些废墟上又会生生不息地长出许多植物，很多动物又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乐土之中。这让我瞬间怀疑做为这个世界主宰者的人究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另一侧景况
生命的顽强
有些年份
探访完卢家祠堂遗址，杨曙光先生建议到他的办公室一坐。我原本不想耽误他太多的时间，他却告诉我说办公处距卢家巷仅一路之隔，顺着他的手望过去，果真卢家巷入口处马路对面有一栋仿古建筑。而此建筑距卢家巷的距离不超过二十米，这瞬间让我明白了杨曙光为什么对卢家祠堂一带的变迁如此熟悉。这不仅仅是他的信仰，另外还有方位上的便利。
杨先生的办公处就在卢家巷对面
此栋楼也是老建筑
回望卢家巷
奇特的建筑空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杨先生办公处的大门上挂着“宁波市基督教协会”的匾额，走入其中，里面的装饰极为特别，而在楼梯旁的侧墙上挂了一张整裱本的石碑拓片，一眼望过去正是那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目睹此拓片，我心中回响出的声音是：一切皆有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