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中，部分相对落后的山区农村被整体规划为“西安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以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依托，构建城镇与山水田园间的有序配置，促农民增收、安居乐业，穷山区在绿色城镇化道路上有了致富底气。
穷乡村致富难题
交通不便，缺少配套设施
36岁的李大朋，自小生活在临潼区张铁村。
站在这里远眺西南，世界旅游胜地、十三朝古都西安城遥遥在望，直线距离仅10公里；再看东北，则是素有“皇冠上的明珠”美誉的兵马俑以及华清池、秦始皇陵等景区。
然而，夹在这两座旅游高地中间的张铁村，依然贫穷。周边十几个行政村也一样，由于交通不便、品牌价值有限等原因，当地以传统种植为主，尽管东西两边毗邻优质旅游资源，却长期“捧着金饭碗、喝着稀米粥”。“年景好时，每亩最多收入3000元。”李大朋告诉记者。
另一方面，这些山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化程度不高、旅游配套服务水平低端，农民“触电”旅游，“要么摆地摊推销石榴，要么盘个土坯烧制、批售‘廉价兵马俑’”，张铁村村民龚斌喜说。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足7000元，只相当于临潼区的78%、西安市的71.5%，教育、医疗和社保水平也相对落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纷纷选择赴西安、临潼城区或外地打工以改善生活。
传统农业种植无法改变这些山村的落后面貌，而工业化建设显然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并不合拍。于是，发展、提升绿色可持续的旅游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成为调整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不二法门。
村民绿色安居梦
统一规划度假区，生态旅游反哺农村
2009年，西安市通过《西安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规划建设实施方案》，决定由临潼区和西安曲江新区合作，负责张铁村等17个行政村91个村组区域的产业开发和生态建设，并率先发展生态涵养、水泉园林、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园艺花卉等绿色产业，建设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温泉疗养等文化旅游项目。
临潼国家度假区的统一规划建设，离不开对当地村民的妥善安置。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李元介绍：“在全面推进‘物’的城镇化的同时，我们更看重‘人’的城镇化。”历经3年多建设，17个村落7335户25128名村民的诉求成为新区建设的重点。
“绿色家园”，安居为先。当地先后投资25亿元，建设骊山新家园、芷阳新苑、胡王社区三大新型城镇化社区，可满足约8000户、3万余群众的居住需求。目前，骊山新家园已完成回迁新居民1031户，同时规划了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高沟村八组村民王美丽，现在已经成为“骊山新家园”社区中的一名“新居民”，“老房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现在分了我们家三套房，都是120平方米，不花钱，直接交钥匙，还送简装修”。
为解决村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医疗养老不到位等问题，当地还筹资2.6亿元，首先为已征地的6800名“农转居”的新居民，全员全额缴纳了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解决了新居民的后顾之忧。未来几年内，将全面实现3万新居民的居住社区化和社保全覆盖。
筹集资金，始终是开发建设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地在国家开发银行、开元城市发展(西安)基金的支持下，采取“长贷长投、投贷结合”的方式，一次性融通55亿元城乡统筹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西安临潼国家度假区的基础设施和新型社区建设，夯实了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发展基础，使城乡统筹工作拥有了良性的“造血功能”。
山乡城镇化渐变
就业培训带来新岗位，村民向市民转变
去年刚刚专科毕业的孔盼盼，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女娃，“找工作的时候，村上发来一份培训通知，有6到8个不同的工作岗位可供选择”。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两个月培训，之后和不少同乡一起正式入职，成为西安临潼国家度假区的首批接待讲解员。她和几位同事还入选了落户度假区悦榕庄酒店的培训项目，即将赴云南丽江、新加坡、泰国等地进修半年。
度假区面向区域内所有18-55岁适龄劳动人口，依托相关旅游项目，按照酒店服务、物业管理、园艺种植、生态涵养等10大门类，先后对4100多人展开培训，目前在接待服务、园林绿化、物业保洁、工程维修等岗位安排就业近1500人，并授予西安全市通用的职业资格证。
3年来，就业培训改变了人，改变了环境，更催生了山乡巨变。今天，漫步在宽阔笔直的凤凰大道，体验着物业的职业化优质服务，让人切身感受到新型城镇化的生机。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正在逐步适应、完成向城市市民、向产业工人、向现代服务从业者的角色转换。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市规划委副主任张锦秋认为，临潼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发展现代旅游产业，让现代旅游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造福一方百姓，正结出新型城镇化的初步“绿色成果”。
人的城镇化，才是目标
采访过程中，孔盼盼等人的故事让记者感受到，他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地位得到凸显，呼唤和诉求得到尊重。
城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调节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其实施路径在于欠发达地区(农村)遵循发达地区(城市)的经验谋求发展。但是，经验不能简单地套用，真正适合农村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同时，城镇化又不仅仅是扶贫开发，更不是“慈善捐助”，其中的差别即是“人”的因素。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城镇化能够带来的改变，不光是楼房、超市、抽水马桶等等生活方式与习惯上的冲击，更是现代化精细培训、上岗就业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因地制宜地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所带来的改变，使农民乐于参与、享受甚至把握城镇化的进程。他们丰富多样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城镇化，才是高质量的城镇化。《人民日报》记者姜峰 原载于6月14日《人民日报》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