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经过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岌岌可危，国民党军相继把红军压缩在不足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敌军距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最近时只有100公里。
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其他红军主力部队也从各自驻地开拔，都向江西于都地区集结。
10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五军团、第八军团、第九军团共五个军团及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总计八万六千多人，在江西于都集结完毕，于当日开始渡过于都河，正式拉开了伟大万里长征的序幕。
经过二个月时间的浴血奋战，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设防的赣、粤、湘、桂四道封锁线，打了大大小小几十场仗，付出惨重代价转战进入贵州，随后强渡乌江并开始向遵义前进。1935年1月7日凌晨，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简称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智取了遵义城。
当日凌晨2时，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师部进驻遵义城，并将占领遵义的情况电告了中革军委。当日13时，红军总部电告各军团首长：“我军已渡过乌江，现已占领湄潭、遵义及其附近地区，准备在此地区打击追敌及进行赤化”，创造川黔边新苏区。
当日21时10分，军委再次电告各军团负责人：“我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我野战军今日已达预定的集中地域。”并规定了1月8日起红军野战军的军事行动及活动地区，其中命令：“一军团二师追击部队应继续侦察敌情及其退窜方向，准备占领桐梓。二师主力应在遵义休息一天，准备九日移至桐梓道上之高坪、排子场地域。”
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是1月7日早晨进抵遵义城的，时第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回忆说，“经过战斗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中，我们看到，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卸下门板开始营业，鲜红的橘子，松软的蛋糕，装潢华丽的云烟和古朴茅台.......真是琳琅满目，呈现着独有的景象。”
（杨成武：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京津卫戍防空司令部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参谋长等职。）
耿飙、杨成武率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正准备在遵义城内休息，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和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便一起来到了第四团耿飙和杨成武的驻处，刘伯承从挎包里取出地图 ，指着娄山关和桐梓说，“你们立即出发，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聂荣臻接下来说：“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耿飙：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我们送走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首长后，立即下令吹紧急集合号。部队集合好了，我向大家作了简短的动员。我们上路了，队伍排得整整齐齐，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遵义城。”
耿飙、杨成武就这样奉命率队向娄山关和桐梓进军了。
娄山关是遵义通向桐梓的大门，是贵州北部的要冲，若不占领娄山关，遵义城便无险可守，所以这里成了扼守遵义的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占领遵义后，黔军侯之担率部退守桐梓，其部林秀生旅两个团驻守在娄山关，企图以重兵和险关阻止中央红军前进。
（侯之担：桐梓县城人，是周西成叔伯内弟。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1949年任川南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总指挥，1950年12月在赤水被处决。）
杨成武说，“遵义到娄山关60里，从娄山关到桐梓还有30里，我们几乎一直都是用跑步的速度行军。当天下午就占领了娄山关南面的板桥，晚上在板桥宿营。”
耿飚也在回忆录中说，“翌日（一月八日），部队由板桥出发，向娄山关前进。八时许逼近山脚。我们刚到山脚，关上的守敌就开始射击了。”
当红二师四团正在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附近休息时，当晚20时40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再次致电各军团、红二师及军委纵队首长，就明日（1月9日）行军部署提出甲、乙、丙、丁4条命令，其中丙、丁命令：“丙、我第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应占领桐梓，我二师主力应前进至泗水站地域策应，并利用遵义的电话线路，与先头团及总司令部两方通话；丁、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电文中提到的第二师先头团即耿飙、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
杨成武回忆，他趁部队在关下休息，还与团长耿飙登上一个山峰观看娄山关的地形。杨成武说：“只见娄山关雄踞群山之上，峰峦如剑，直插云间，关势险要，真是令人寒噤。”
这时警卫员跑来向两位首长报告说通信排发现了一个奇迹！原来通信排在架线时，无意中将电话线搭上了敌人的电话线，敌人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听得一清二楚。于是通信主任潘锋担负起监听敌情电话的任务。
杨成武回忆说，“一会儿，潘锋拿来电话记录汇报军情。原来敌人的大部队并没有走，就在山的背后。从电话中听听到的敌情来分析，从山后到桐梓的路上有好几个团，对娄山关不能采用正面强攻，必须采取迂回的手段，前后夹击，方能奏效。”
根据对敌情，第四团制定了迂回抄袭、前后夹击的作战方针，并决定1月9日凌晨出击。当晚，耿飙、杨成武让战士们杀猪、烧饭，美餐了一顿。
据杨上堃回忆，“我们团来到娄山关脚下，第二天团首长召集营、连到前沿观察地形，在观察地形的同时，团首长就把各营、连的进攻地点、道路、主攻和佯攻的任务都作了布置。团首长交给我们连的任务是迂回娄山关后面截断敌人的退路。”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出发前规定：战士们身上背的东西要捆好，不准弄出响声来，不准说话，即使摔倒，互相帮助搀扶起来，不准叫喊，更不准枪走火。各班排认真检查了一次才出发，保证不让敌人察觉我们的行动。”杨上堃回忆说。
（杨上堃：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连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深冬的夜晚静悄悄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的指战员们十分紧张地做着攻占娄山关的战前准备工作。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分头到各连检查。杨成武回忆：“不仅每一支枪，每一颗子弹，甚至每个人的草鞋都必须万无一失。为了避免惊动敌人，我们禁止吹军号，只准口头悄悄传话，通知部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赶紧休息。这一夜，在静静的山沟里，每个人都睡了一会儿。”
下半夜，由一个侦察连和两个步兵连组成的迂回部队在团参谋长李英华率领下出发了。杨成武回忆说，“他们临走时，我们又一再交代：必须快速、机动，沿娄山关东侧崎岖小道，迂回到敌人背后，待他们打响后，我们正面就开始猛攻。”
迂回部队出发后，耿飚、杨成武迅速集合第四团队伍，凌晨4点，全团也悄悄地向娄山关的敌人接近。
天还没亮，以团参谋长李英华和通讯主任潘锋、二连连长杨上堃率领的迂回部队，从牛网屯经小箐，已经迂回到娄山关东侧。杨成武回忆说，“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山背后果然传来清脆的枪声，我们正面的部队冲锋号一吹，直往敌人压去。敌人没有想到我们会有一支队伍利用夜间沿着崎岖的小道插到他们的后面，给他们来一个前后夹击。”
突然枪声大作，红军突然地前后夹击，把敌人打懵了。虽然敌人懵懵懂懂出来迎战，据险顽抗，相持了3个多小时，但终于还是被英勇的红军击溃了。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可真是兵败如山倒，缴枪投降的、受伤呻吟的，死的、逃的，武器、弹药、大米、罐头、被服、装备，一路上到处都是，连那些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坐的破轿子，也都丢在路旁了。”
“我们登上娄山关，看到关上有茅房几间，石碑一块，上写‘娄山关’三个大字，目睹山腰间的破城墙，发现王家烈为了堵住红军，筑了许多工事，可惜没用上，我们却没付出很大代价就一家伙闯进了大门。”杨成武回忆说。
耿飙也在回忆录中说，“十多把军号，向娄山关吹起了进攻的冲锋号，所有轻重机枪，瞬时向娄山关喷出一条条火龙。勇士们一跃而起，向娄山关猛扑上去。”
“敌人作垂死挣扎，一堆一堆地躲在石头后面和掩体里，守着狭窄的关口。他们用机关枪、手榴弹、石头，向我们射击和投掷。我主力部队则利用各种地形，向敌人准确地射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回荡在娄山关的山谷里。突然，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从山顶上传来，守敌顿时炸了营。”
耿飚在回忆录说，“夹击成功大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战士们上起刺刀，与敌人逼近格斗。残敌见我们上了关口，已经无险可守，不顾军官的恫吓，纷纷弃枪丢炮而逃。我军则如摧枯拉朽，一口气追杀下去。从娄山关分水线上看下去，沿途到处是敌人扔掉的枪支、弹药、烟枪、军服、肩章、棉被、雨伞、包袱、背篓和乱飞乱飘的文件。”
耿飙说，“我们登上娄山关，首先看到的是敌尸横陈，上到关口，只见公路两旁敌人横尸满地，污血斑斑，伤兵负痛哀号。再行几步，见有茅屋数间，一座石碑矗立在路旁，上面刻有“娄山关"三个字。这时，我身踞高山雄关，蓝天白云，心胸感到无比开阔，不禁想起了古人“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诗句，便要了笔墨，在石壁上写下了这两句。现在，五十余年，那字迹恐怕早已被风雨和流光所消蚀。”
1月9日拂晓，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插上了娄山关主峰，取得了第一次娄山关战斗的胜利。
参考书目：根据《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一版；《红一方面军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长征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纪实》陈虎著，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耿飙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忆长征》杨成武著，现代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在黔北》遵义市委党史室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
（王迪 令狐昌勇 蔡江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