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日本外务省制定了对朝政策三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先与清政府订约，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
其意是，“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由此可见，日本突破宗藩体制的第一步，必然是用近代条约体制规范中日关系，使双方关系摆脱宗藩体制的束缚。
1870年9月末，日本政府派外务权大垂柳原前光等人来华交涉两国立约事宜。柳原前光的邀约之行得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的支持。在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下，总理衙门应允了立约一事。
1871年9月13日，《中日修好条约》正式签署。
《中日修好条约》是清政府与东亚国家签订的第一款近代条约，清政府本着“修好”的目的与日本缔结约章的事实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以往在东亚社会中“惟我独尊”的姿态，并愿意给予东亚邻国一个平等相交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这一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让步”，是“一种对于清代同东亚国家和民族间关系行为的传统惯例前所未有的背离”。
既然中日两国己经在建立近代关系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那么，日本试图打破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建立朝日近代关系也指日可待了。
《中日修好条约》签订后，日本就发起了对中国“所属邦土”琉球的侵略活动。此番日本侵吞琉球使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开始有了实际性的警觉。
日本对朝鲜凯觑已久。1870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征韩论”高潮。虽然，“征韩论”的势头一度被压制，但是，这并不表示日本政府放弃了侵略朝鲜的野心，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找时机，为此，他们密切关注着朝鲜的国内外局势。
1873年，大院君下野，高宗亲政，阂妃后党势力日渐膨胀。阂妃后党视大院君为其最大政敌，为打击大院君的势力，他们将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当作攻击的对象，主张与日本缓和关系。
日本政府注视到朝鲜国内政局的变动，并决定趁高宗亲政，政局不稳之际策划侵朝活动。
1875年9月间，日本军舰“云扬号”以测量朝鲜西海岸至中国牛庄的海路为名，秘密驶入朝鲜江华岛附近的月尾岛前海。9月19日，当舰队驶至草芝镇炮台附近时，舰长井上馨首先向朝鲜炮台发起武装进攻。突然遭遇袭击的草芝镇炮台予以回击。
“云扬号”军舰以“突遭袭击”为借口，炮击了草芝镇和顶山岛。其后，又溯江而上，击毁了永宗岛上的炮台，还登陆洗劫了永宗镇。这就是所谓的“云扬号事件”，也称“江华岛事件”。（更多揭秘，请参阅学者刘永祥《世相：变革中的晚清》）
1876年2月，日本政府派出外交使团，并在六艘军舰的武力威胁下，迫使朝鲜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朝鲜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一《江华岛条约》。
《江华岛条约》的第一款规定“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对此，中外学者基本取得了一项共识，即：
“这就意味着宣告朝鲜对中国在形式上的所谓藩属关系的废除”，“是日本侵略者先使朝鲜割断对中国的所谓藩属关系，然后再吞并朝鲜为己有”。
《江华岛条约》的签订证明了日本充当了从东亚区域社会内部瓦解宗藩关系的角色。这一条约的签订也改变了中朝日三国间的传统关系格局。
之前，朝鲜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而此后日本以条约的第一款为依据否认清王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由此，中日围绕着朝鲜的宗主权问题发生长期的交涉和越来越尖锐的对抗。
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得以进入朝鲜，并通过条约向朝鲜倾销商品，垄断朝鲜的对外贸易，进而企图控制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并排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削弱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为进一步侵略朝鲜奠定了基础。
来稿/刘晓敏 运营/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