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浅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实质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说到，技术的发展给全球秩序和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在这种所谓的大颠覆时代中，出现了各种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但是，技术说到底还仍然只是工具而已，如何运用工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目标。而我们也知道，人类行动时设定的目标，在最底层上，主要还是以文明或者宗教为基础的。所以这便会形成我们下文所说的“文明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文明冲突”这个说法最初是来自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大作，他在书中提出：在冷战结束之后，曾经被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冲突压制的很多矛盾，很有可能会重新浮现出来。最根本的问题会是各种宗教、文明层面上的冲突，人类的秩序有可能在冷战时期会陷入到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亨廷顿的这本书刚问世的时候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进入到21世纪之后，他在书中所提到的很多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此时人们发现，当下越来越多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而是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比如伊斯兰文明，因为对于现代国家理念有某些地方不认同，便引发了较为复杂的冲突。在伊斯兰教看来，真正的主权只能属于真主安拉，因为真主才是一切正当性的标准所在，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人民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就拥有了正当性。而现代国家理论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民主权，所以这就带来了伊斯兰教和现代国家非常根本的冲突。
当然了，虽然伊斯兰教对正当性的理解可能跟我们不同，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认为伊斯兰文明对国家的理解就有问题。也许你是把国家主权当成是理所应当的存在，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主权国家”这个理念才在西方率先出现，直到今天不过只有四个世纪的时间，这似乎看上去很长，但是这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今天之所以把国家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这也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刚好生活在这四百年里面而已。要知道，在此之前，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都长期地认为主权应当归属于上帝，伊斯兰文明的那种理解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古典的。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所应当，既不代表人类历史进程一向如此，也不能肯定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大势所趋。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从当下习以为常的观念秩序中抽离出来，来看待各种初看上去觉得特别别扭的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恰当的理解它。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是，既然伊斯兰文明并不认可主权国家观念的正当性，那么由此引发的冲突就是一种有价值层面的冲突，而这种所谓的“价值冲突”则往往会发展为无限冲突。
而无限冲突在未来的演化则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比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和保皇派，或者是在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同盟和反法西斯同盟；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谁都无法彻底消灭掉对方，但彼此也都认为冲突并没有结束，于是冲突的无限性就不表现为彻底消灭另一方，而表现为冲突的无限延续。
法国大革命时代
除此之外，实际上文明的冲突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冲突的单位一方面是大于国家的，而另外一方面又是小于国家的。所谓“大于国家”，主要是因为一个文明内部可能会有很多个国家，比如基督教文明内部和伊斯兰文明内部就有几十个国家存在。而所谓“小于国家”，则是因为冲突不仅表现在两大文明地区的国家之间，同时也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比如一个国家内部的基督教群体和伊斯兰教群体之间的冲突等等。
我们在前面也说到过，大颠覆时代中的战争，在国际层面上的战争行为开始“警察化”，在国内层面上警察行为开始战争话。但如果我么聚焦的文明冲突，会发现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国际层面上的战争行为的警察化，是否真的能成为可能？警察行为的特征是大家对于规则有共识，并在这个前提下对破坏规则的人进行制裁。可是，不同宗教或文明地区对于正当性的规则可能会没有共识。因为一个规则体系的最底层根基是它的道德正当性，而道德正当性的最底层根基便是宗教。
于是，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之下，国家上根本没有达成共识的规则，战争行为还能不能警察化，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再换个视角来看待的话，又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今天只要一提起文明的冲突，人们常常想到的是伊斯兰文明与和其他文明的冲突。然而亨廷顿在他的著作里总共提到了八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这些文明就算有冲突，彼此之间的冲突类型也是十分不一样的。那么它们之间都存在怎样的差别呢？篇幅有限，我们下文再说！
参考文献：
- 施展-《枢纽》
- 《国际政治学》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成为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热衷炒作的论调。德国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易阳（Jan-Boje Frauen）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深入分析“中国威胁论”的实质。
2020年1月，纽约时代广场的电视直播特朗普电视讲话吸引路人驻足观看。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
易阳：并不存在真正的“中国威胁”理论，可将其视为许多不同观点的总括术语，我称之为对感知到的“威胁”的不同叙述。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其中一些本质上是矛盾的。我更愿意称它们为“叙述”而非“理论”，因为这些观点背后几乎没有科学研究。
美国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中国”叙述成为一个投影空间，至少部分脱离了真实的中国。
“中国威胁”的叙述有不同的来源。
“黄祸”说法至少可追溯至鸦片战争，甚至更早，认为东亚人是“他者”、“东方人”、侵入性的，东方体制是低等的。有个逻辑是中国最终会变得像西方一样，他们坚信，凡经济成功和进步之地，西式自由民主必随之而来。“荒野”会被西方人耕种，或受西方影响。这种将中国视为匮乏的东方帝国、需要“西化”的叙事，完全忽视了中国在20世纪尤其是近40年发生的剧烈变革和现代化。
另一方面，今天对中国的表述越来越多与“红色恐怖”“共产主义威胁”混在一起，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类似在苏联失败的共产主义，认为中国将与西方世界隔绝，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制衡西方的统治。这种叙述忽略了今天的中国体制与苏联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根据上面两种叙述，中国应在过去20年要么拉起“铁幕”并崩溃，要么成为西式民主国家。当然中国没有这样做。
中国制度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它不是“西方”的，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西方”。因此，我们最近看到了更多“系统冲突叙述”。然而这个叙述无法理解真实的中国。
2002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批驳“中国威胁论”。中新社记者 史利 摄
中新社记者：您今年8月发表了论文《“中国威胁”的叙述：21世纪初至特朗普上任期间美国对中国认知的话语根源分析》。您撰写此文的初衷是什么？
易阳：多年前，我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开始了这个项目，旨在研究“中国挑战”在美国流行的商业和经济书籍中是如何体现的。
我对这些书籍中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感到震惊。因此我开始阅读美国反华和反亚洲种族主义的著作，这让我感到诧异。美国顶尖大学似乎有意识地限制亚洲学生的录取。有一种“糟糕的种族主义”，美国已与之斗争了几十年。同时还有一种针对东亚人的“可接受的种族主义”。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称“中国病毒”，此后针对东亚人的仇恨犯罪激增。
2021年3月，一支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唐人街商户和居民自发组成的义工安全巡逻队在唐人街巡逻。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一些城市连续发生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犯罪事件。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有关中国的叙事，一种是认为“中国”是“诡计多端、高度老练的敌对外国实体，旨在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该话语适用于中国经济，也适用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很多方面和冷战论调是呼应的。特别在美国，“共产主义威胁”充斥于字里行间。
中国经济崛起被视为破坏了对抗全球变暖的斗争。西方常常把焦点放在中国是全球最大排放国，鲜少提及中国人均排放量实际比美国小得多，也没提到中国制定了有效政策来控制人口增长。
另一个“威胁”是担忧中国经济崩溃将拖累全球金融体系。讽刺的是，这个话语中，我们发现了西方对中国失败的恐惧，这凸显了中国对全球体系的重要性。
显然这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中国被视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而具有潜在危险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中国被视为危险的，因为它的崛起缺乏成熟度和计划，这可能导致各种全球性问题。
这些叙述根本不能被称为“理论”，“理论”意味着科学评价，但在这两种论调中都没找到科学评价。
2015年11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在华盛顿携新著《中国挑战》一书做客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柯庆生（右一）表示，他认为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中国也无意把美国逐出亚太地区。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对华舆论攻击的对象和用词不断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的演变？“中国威胁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易阳：“中国威胁论”更多是一种论调，而非一个实际的理论。每当中国被当作“他者”来反对美国时，这种论调就会发生。与“他者”相比，美国将自己定义为“好的”和“正确的”。因此，对于“他者”实际上包含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语义分配，其中许多来自旧的冷战修辞或东方主义的惯用语句，而不是来自中国的实际情况。
随着中国日益被视为世界上第二大主导力量，美国不得不与之抗衡，中国崛起正导致“他者”机制的强化。将“自由世界”与其他所谓的“他者”对立起来的二分法，还是来自于冷战。
词汇的强化大多与“他者”机制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意识到中国将保持增长所驱动的。中国越来越被视为真正的威胁。
还有一点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如今互联网使影响公众舆论变得更容易。更确切地说是公众舆论影响了它自己。比如“中国病毒”，在这个词汇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忘记了病毒没有国籍。人们利用这些话语浪潮获得影响力和权力，这些人被称为“民粹主义者”。
2021年3月，美国加州旧金山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行为。当日，美国多地爆发反对歧视亚裔的游行和集会。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当今时代，大国之间应如何和平共存？
易阳：这是个难题。冷战期间，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最安全的世界是两极世界，这两个主要实体之间爆发公开战争将导致双方“相互保证毁灭（M.A.D.机制）”，这无疑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和平稳定之路。除了灭绝的风险，这也意味着世界被一分为二，国际舞台上的两大阵营几乎没有接触与合作。如今，许多“红色恐怖”模式下的“中国威胁论”认为，未来中国与“西方”或中国与美国之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019年11月，游客在德国柏林墙遗址纪念公园展出的一幅反映人们欢呼柏林墙倒塌的著名照片前参观。柏林墙修建于1961年，1989年被拆除。在其存在的28年间，柏林墙被视作两德分裂和冷战东西方阵营对峙的象征。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冷战结束后，有两种理论大受欢迎。一个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它认为未来将由文化领域之间的斗争来定义。对西方来说，这些领域中最危险和最具破坏性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和中国。另一个是，《历史的终结》（福山著）一书中说，所有国家现在都将成为西式民主国家并和平团结。把这两种理论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西方逻辑的问题：要么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爆发战争，要么是东方文化将变得与西方文化一样。
今天的世界已经超出了划分阵营仍然可行的地步。我们正面临着威胁每个人生存的全球危机。
对于一个成功的未来，西方需克服其帝国主义传统，并学会接受“并非每个国家都需要加入西方体系”的现实，这是很重要的。这并不意味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合作。
受访者简介：
Jan-Boje Frauen，德国学者，中文名“易阳”，目前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2019年获得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还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分别获得哲学和语言学硕士学位。博士后期间的论文《火与语言：深层结构社会文化进化的两面性进程》，发表在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国际期刊上。2021年8月在《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期刊上发表论文《“中国威胁”的叙述：21世纪初至特朗普上任期间美国对中国认知的话语根源分析》。
来源：中国新闻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