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1973年，惊动中南海的北京饭店新东楼扩建工程事件 北平解放，接收人员是怎样清理中南海的“老住户”的？
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国内时局比之前四、五年，稍露几分宽松，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渐有起色，尼克松来华，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国内的外事活动，随着外交战线的拓展而趋于频繁。
宾客多了，旧的宾馆开始吃紧，据说那一阵子北京饭店的住房率几度出现超过100％，有的客房一天要接待两批客人。北京饭店扩建工程，提上了日程。周恩来提出，要使原为350～370间客房的北京饭店，在扩建后达到1000间以上，要能同时容纳2000人饮食起居、社交活动、文化娱乐、外事谈判。
北京饭店
领受了任务的北京饭店军管会宋主任，首先向国务院上报了个扩建42000平方米，按当时住宅60元一平方米造价乘10，共需投资2520万元的概算。
但周恩来根据当时国内基建工程经常出现在建设中不断追加投资的“钓鱼工程”的情况，要求全面规划，设计必须周到详尽，尽量不漏项，以免又成“钓鱼工程”。
宋主任找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向承担设计任务的张镈和他的弟子成德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张镈是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祖籍山东省无棣县车镇乡段家村，其父张鸣歧曾任两广总督，师承我国第一代建筑师梁思成教授，建国后他主持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友谊饭店、民族文化宫等建筑。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中，有三项由他担任总设计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可称为国家第一号政治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
建筑设计大师 张镈
北京饭店扩建东楼的方案设计，是张镈带领数名年轻人拟制的。其间他突然患病，但他还是扶病搞出了20个方案。因为北京饭店的旧东楼和中楼，都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艺术风格都属于资本主义初期常见的摩登古典派，张镈有个萦绕于心的意念，就是对之加以改造。
周恩来在对20个方案观看比较时，流露了对20号方案的欣赏，他要求北京八大饭店的一线人员和有关部门，共同对20号方案作具体推敲，定案后作出模型。
模型做好，放置在北京饭店内，供各级领导审看提意见。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掌管财权的李先念，在北京饭店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专门参观模型。
当李先念得知新扩建的东楼仅高50米左右，只有14层时，感到如此利用市中心的土地是低效的。他对陪同的人说：“北京土地很紧张，占一块就等于少一块菜地，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楼房可盖得高点。像北京饭店这样的宝地，更应该往高层上发展，力争多建些客房才好。”
李先念
当时参与设计的几位年轻人，听了李先念的一番话，很对心思，正希望搞一座高大的建筑，便立即推倒原方案，作了个高层的设计。
虽说张镈是设计主持，但因自己在运动中受过冲击，说话也不硬气。他向年轻人再三解释，长安街有规划，在天安门附近王府井口，不宜设建筑高点，终没起什么作用。
一个130米高的方案迅速搞出了，送李先念审时，他认为以100米左右为宜。张镈根据服从组织的原则，按李先念的指示，做了个100.25米高的方案。
工程于1973年春季启动，由北京建工局长伍子玉亲自坐镇。当时正逢北京的一系列涉及外交的工程相继上马，建国门外、首都机场均在施工，但由于周恩来十分关注北京饭店，故这里成为首要重点。
施工队伍日以继夜奋战，新东楼以一个星期一层的速度增高，国庆节后，开始了第12、13层的施工。这时，一位工程人员在闲聊时问张镈，新东楼哪个方向的房间好，然后自答说西向的好，因为在晴霁天气，凭窗眺望景致最美，远可见西山逶迤，近可览故宫嵯峨。
说者无心，可张镈闻言不由心头一悸：在这远景与近景之间，正夹着一个敏感的地块——中南海。
张镈听说，当时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对中南海周围的建筑高度十分关注。和平门附近松树胡同有一幢水利部的办公楼，不过五层18米高，就被要求工作人员不得在楼顶做工间操。偶尔有工人到楼顶检修，中南海方面就会立即打电话质询。
于是，张镈随即向北京饭店负责人提议：新东楼西侧公共设施及客房门窗玻璃，用压花的或磨砂的，挡住西望的视线；不要安排外国人住，以免窥视中南海。虽说想了如此的补救办法，但张镈心中却多了一重隐忧。
果然没过多久，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来到了建筑工地。他告诉饭店负责人和张镈等：周恩来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绕着海内走着观察了一圈，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
杨德中说他是受周恩来之托，先到工地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商议对策，以便着手解决问题的。在集体商议中，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该建议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时，当即被否决。周恩来说：第一，文物不宜破坏；第二，不能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
10月29日，北京饭店齐主任通知张镈开会。张镈刚到会议室坐下，当年指挥人民大会堂工程的万里、赵鹏飞也到了，此时他们虽然尚未复职，但张镈已从中意识到楼层的问题非同小可。果然，杨德中到场即挑明，开会的议题是解决楼层过高威胁中南海的问题。
因万里、赵鹏飞还没看过现场，他们一起来到高68.8米，刚刚支模的第15层地板面，杨德中用望远镜做了一番观察。
快人快语的万里，在稍作观察后即对杨德中表示：“既然总理感到不安，那么原设计在顶层的接见厅、宴会厅及其他配套用房，就全部取消，尽量降低层数和高度。经济损耗事小，已经做好全部构配件不必过虑。”
杨德中大概觉得截止在14层依然有威胁，所以说：“在第10个标准层，已经能看到中南海全景的上部，由于有树木遮挡，还较模糊，但再往上就挡不住了。如果天气晴朗，中南海内的情景就一目了然，要千方百计压低高度，必要的话，不妨把已建好的部分拆除几层。”
继续讨论时，张镈得知在15层地板面，已经可以望见毛泽东的书斋。有人认为如在此安装窃听器，或进行红外线探测，后果严峻。虽说天上的卫星也能侦察地面，得到清晰图像，但与邻近观察毕竟不同。
午后，传来周恩来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15标准层。晚上，张镈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要接见主设计人员。午夜24时，张镈同万里、赵鹏飞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进大厅，张镈就见周恩来笑着朝自己走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张镈同志，从建好大会堂以后，我们差不多有14年没见面了吧？”
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让张镈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并没有马上谈新东楼的处理问题，而是同张镈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从其父亲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说起，一一询问了张家所有后人的境况。
就这样寒暄了近半小时，话题才转到新东楼上。周恩来指着新东楼模型的第10层说：“在这里可以看见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一览无余，瀛台到北海大桥之间，由于端门和午门挡了一下，稍好一点；但再高就挡不住了。在中南海看到这个高楼，心里很不安，我已经考虑了一个多星期了，不能再等了。10层以上的房间，应作别的用途，不对外，向西的门窗要遮起来。”
张镈建议朝西的方向全作实心遮阳墙，遮住向西、北的视线。周恩来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接着说：“这样还可以挡住西北风，北京的西北风沙很厉害，以后搞设计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当周恩来说还是原来那个50米左右的方案好时，张镈检讨说自己知道规划有限制，但后来因强调节约土地、多建房间，背离了全面观点，未尽职尽责。
显然，周恩来理解张镈当时的处境，没有再追究，转而对万里说：“北京没有必要搞那么高的楼房，我看有50米上下就可以了。长安街上如此，外围可60米左右。没有必要太高，我们不要学西方那个样子。”
由于在14层截止，楼顶按原设计已不协调，周恩来建议说：“做大屋顶太贵，是否可以做小斜坡顶？既对排水有利，人也上不去。谈罢握别时，已是凌晨2点45分。”
3天后晚10点，万里、赵鹏飞叫张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对新东楼超高处理设计做最后敲定。半小时后，周恩来也来到新疆厅。他看了修改处理后的模型，并听了汇报，对新东楼西向门窗遮挡，在西华门建屏风楼的处理方案表示满意。
11月4日上午，张镈正在赶制修改后的北京饭店设计图，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到了新东楼施工现场。
张镈立即赶往现场，施工现场的人说，周恩来已经乘室外的运料电梯上了顶层。“那部电梯摇摇晃晃不太安全，可总理不顾这些还是上去了，他对毛主席安危的关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从顶层下来后，周恩来带万里、杨德中、赵鹏飞、张镈等，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休息。这天周恩来的兴致很好，谈了许多工程以外的话，才引入正题：“今天遇到的麻烦，不少是人为的客观存在，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情况明，自然就决心大。拆几层东楼是改造客观；用屏风楼挡起来也是改造客观，关键是既要解决矛盾，又不能大拆大改，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后遗症。”
在简单的午餐后，周恩来要大家再随他到西华门城楼上看看。西华门由8341部队把守，一般人不许登攀。张镈跟在周恩来后面，走上已经残破不全的登楼马道，只见城楼四周和两侧墙顶长满了一人高的蒿草。周恩来在前面披荆斩棘，张镈等尾随其后。他们走走、看看、说说。透过蒿草，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的全景如在眼前，清清楚楚。
走到西南角楼的台阶下，看着俗称九间、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角楼，张镈向周恩来报告说：“经测量在此建脊高26.7米的屏风楼，即可遮挡从新东楼西观中南海的视线。计划南段由西华门楼起到西南角楼，用连接体的连廊式和高31.2米的西华门重檐上脊相连。”
接着，他们又随周恩来掉头向北，过西华门走了约与向南相等的距离，张镈告诉周恩来：“计划两条直线的配楼建到此为止，已可把中南海的重点部位遮挡住了。”
周恩来未作答，而是继续向北走，一直走到与三大殿的中和殿平行的位置才停步。他变换着角度看了看，说道：“配楼做到这里，就可以把39局和西花厅等处全遮住了，就定在这里吧。”这样一来，配楼的建筑比原先预定的长度多出近4倍。
在返回的路上，周恩来对万里、赵鹏飞、张镈说：“屏风楼建成前，新东楼即便完了工也不准开业。”
周恩来还说：“在紫禁城东西华门西侧加点房子对国家、对故宫都有利。至少从‘广积粮来说也是需要的嘛！8341部队可以用西华门两侧屏风楼，其余的可作文物房。所有的房子在形式上要配合故宫，所有朝西的房子只做盲窗，从外形上看要有棂花窗扇。”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万里、赵鹏飞、张镈粗一估算，发现屏风楼和配楼工程量约在50000平方米以上。骤然增加这么大工程，任务又急，又是仿古建筑，还要抗震，在资金、材料、人工上都有较大缺口。
北京市政府表示在财政上难以支持屏风楼的工程，使承担设计责任的张镈感到压力很大。故而在与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吴院长一同研究时，他从省工、省时、省资金出发，提议平台上只做单片屏风式墙。
不料，他的设想送报周恩来时，周恩来很不以为然，批示道：“不能作这种不伦不类的建筑。”
周恩来的批评，在张镈心中引起很大震动：多快好省固然应讲求，但不能采取削鼻子，削耳朵式的机械简单方法。他精打细算，缜密设计，决心不让周恩来再为此牵扯精力。结果，第二次设计顺利通过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并建成。
END
初探中南海
2月4日早晨，交际处因故未派郭西、郭原同志来，只派了从石家庄带来的两位厨师，他们在丰泽园东配院的南小院里暂住并架锅做饭，这所东配院就是后来毛主席长期居住的院子。吃饭时我留意察看了这幢宅院，它有一个十分儒雅的宅称——菊香书屋。这是一所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它配有东西厢房和南房。南房松寿斋亦是南小院的北房，周恩来初进中南海曾住在这里。走进菊香书屋院子，沿向北的甬道走20余步就到了院子的北房。北房双门对开，上方横挂一块木匾，雕刻、彩涂着“紫云轩”三个大字。紫云轩共5间正房，是历代皇帝栖身西苑时读书阅览之处，其中有较宽敞的藏书室。后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久居此处，也算是居有所归了。菊香书屋的紫云轩匾下有副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由此可推知当年其宅称所示的繁花似锦，是用盆栽菊花摆放出来的。院内还有几棵苍劲挺拔的松柏分布在甬道两侧，它们给这所凝重的老宅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虽说此宅因久疏修葺，其建筑的漆饰已剥落，隐露凄怆，但幽静雅致、古朴淳厚的遗韵犹存，故当林伯渠进入中南海时首选此宅作为办公栖息之处。当毛泽东入住紫云轩时，已经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主人了。
饭后我们又对丰泽园的其他宅院进行了勘查。丰泽园的主建筑是颐年堂和春耦斋，它们那种宫苑书斋式的建筑风格显得格外素雅浑厚。尤其是春耦斋，单檐四角攒尖屋顶，灰筒挂瓦灰外墙，地上铺着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室内虽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年的富丽。党中央入驻中南海后，这里一度成为首长们和机关干部休闲跳舞的场所，而颐年堂则是中央政治局和小范围领导开会的地方。颐年堂的北面还有一座叫含合堂的宅院，初进中南海的朱德总司令最先入住这里，院里有座小楼，后来曾作为中办机要室的办公场所。丰泽园里西北角有个叫纯一斋的宅院，我和交际处的几名同志后来曾住过这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城后就住在纯一斋。
从春耦斋往西，就是素有园中之园美誉的“静谷”。走进静谷，门前有株根基两处、柔干交合的“连理柏”，此柏为静谷园中草木之一绝，其生死相缠、盘根错节的形态给人印象极深。园内到处是山石、古木、卉草相依相偎，轩庑、亭台、楼阁俯仰遥迓。乾隆曾为此园题联：“月地云阶，别向华林开静境；屏山镜水，时从芳径探幽踪”，形象地描绘出此园佛宇梵境的建构和超凡脱俗的意韵。院内散落的房宅很多，但大多破损陈旧，党中央进驻中南海后，这里曾作为机关干部、警卫部队的宿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也曾暂住此处。
过了静谷再往西就是“字廊”，这是一组典型的水上建筑，其间有几条回廊勾联着水榭亭台。每逢夏季来临，回廊下的水中，有悠然自得的鱼群游弋，荷叶萋萋，莲花吐蕊，清香四溢，是中南海内娴雅而秀媚的一处景致。党中央入城后，刘少奇一家及杨尚昆曾先后住在这里。
丰泽园的东面就是勤政殿，这是南海里一处最高最大的建筑，在它向南敞开的大门上，悬挂有康熙题写的“德昌门”三个大字。它的建筑结构与丰泽园差不多，进门有过院，入二道门是主殿。主殿比颐年堂大很多，进去后有高而宽敞的过厅，过厅里铺着红地毯，两侧有玻璃橱柜，陈列着古瓷、古铜等文物。过厅尽头是正厅，正厅很大，旁边还有几个小厅。我们去时殿门紧闭，北平纠察总队已派人驻守（该总队由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组成）。勤政殿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开会的重要场所，而连接勤政殿东侧的一栋叫政事堂的平房，成了新政协办事机构所在地。
过勤政殿向北就看到了中海。我们沿海边没走多远来到一处叫居仁堂的地方，看见路边和门前停放着几辆军用卡车，许多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正在忙乱地向外搬东西，原来这里是傅作义的总部所在地。居仁堂是中南海里具有西洋风格的最庞大的一栋两层楼建筑，它的整个楼体结构、外部装饰与其周围的古建群落有着明显差异，极不协调。由于其外表的卓尔不群，内部陈设的欧化雍容，堪称是西苑里最华贵漂亮的建筑。我后来得知，若不是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栋建筑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南海里。
此处原本伫立着一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风格宫殿群落，是慈禧太后常驻跸的仪銮殿。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联军统帅部就驻扎在仪銮殿内，后因联军厨房失火，将仪銮殿烧毁。慈禧回京后，接受列强建议，在仪銮殿旧址新建了一座西式洋楼，专门用来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以示和列强修好。洋楼分南前北后两个楼体，中间用双层走廊相连。洋楼的顶部、窗框处，均有欧化的雕花装饰。窗棂或镶以彩色玻璃，或饰以西式花卉图案。1904年该楼竣工后，慈禧为之定名“海晏堂”。几年后袁世凯当政，把海晏堂作为自己的办公会客场所并更名为“居仁堂”。后来，傅作义总部撤走，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后就在此办公。
我们沿海边马路继续向北，在不远处发现有几排平房，房顶上架满了各种天线，一看就知道是一处电台工作室，那里仍有傅作义部的军政人员在工作。此地后来改建成室内外游泳池，毛泽东晚年曾居住于此地。
从宝光门往西就是中南海院中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怀仁堂。它那双重飞檐的门楼，红漆大门、红漆立柱、红漆门槛，加上它的大门南面有面很大的灰色砖雕大影壁，无处不显现出这座建筑的庄重和威严。我们接收中南海后，重点修缮的除勤政殿就是怀仁堂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解放后一些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
在怀仁堂附近，还有许多以堂命名的院落，如后来中央统战部入驻的迎春堂，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住过的庆云堂（大宅院可分住四户首长），彭德怀住过的永福堂，任弼时住过的锡福堂，董必武住过的益年堂，还有其他首长住的来福堂、增福堂以及后来作为中南海业余文化学校校址的喜福堂等。这些宅院我们察看时，多是杂草丛生，陈旧不堪。因人地生疏，又没向导，我们只能随处漫游，见房屋就看，见门开着就进，最后转到中南海最北面的紫光阁附近。当时我们见到的紫光阁，古建上方的重檐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房檐上长满了杂草，门窗破损严重，后院的北门敞开着，一眼看到洞开的中南海北墙的一处小门，出了这座门可直通北海公园。此处行人可自由出入无人防守。我们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
清理中南海的“老住户”
我们刚进中南海时每天开两顿饭，早上时间长。2月5日，我利用晨练的机会独自跑到南海的新华门。在新华门内东侧围墙下，发现有一排平房，房前空地上停放着许多辆汽车。一问才知道这里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汽车队，司机们为了生活大都离散，只有少数不愿离开的司机仍在车队守候。整个车队尚有各种车辆32部，由一个叫高鸿基的副队长负责守摊。解放军进城5天了，尚无任何单位接收他们，许多司机迫切希望新生的人民政府能给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出路。发现这个车队三四天后，我受上级领导的委派接收了这个车队，该车队的接收为我们开展整治中南海、筹备新政协、成立政务院提供了便利的工作条件。
那天我还独自闯进了位于中南海东北角一处三面临水半岛上的万善殿。万善殿是座红墙金瓦式的古建庭院，院内松柏苍翠，有几棵巨大的银杏参天而立，殿宇楼阁极像一座皇家的寺院。万善殿的后面，临水还建有一座千圣殿，大殿里十分昏暗，借着破窗纸透进的光线，勉强看清里面坐着一尊尊怪脸佛像，其中一尊还长着八只手。万善殿院落的西门，顺台阶而下是个码头，隔水对面有座水中小亭叫水云榭，内有一块乾隆所题“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风”碑刻。我在万善殿高大宽敞的正殿里发现有许多人居住，一问才知道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军乐队，也在等待人民政府的接收。有意思的是1954年中南海成立了一个文工团，其驻地又设在了万善殿。
那天，我回到驻地吃过早饭已是10点多钟，齐燕铭和申伯纯来到丰泽园听汇报。我们把昨天和当天早上发现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齐燕铭听后急切地问：“现在有没有咱们的部队驻防？”我说：“到现在没有见到一名解放军战士，只是不时地能看见几个身着黑制服的旧警察在四处流动。”齐燕铭听后揺摇头：“解放前的旧警察，不经过审查能相信吗？中南海我们要派大用场，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留下空白，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随后他指示申伯纯：（1）今天把收集的情况整理成文，尽快向军管会报告；（2）要求军管会派人督促傅作义总部人员限期搬出中南海并同时要求他们停止电讯工作上交电台；（3）立即联系我们的文化部门去万善殿接收傅作义的军乐队并及时撤离中南海；（4）傅作义的汽车队由交际处派人接收管理；（5）要求军管会尽快派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中南海；（6）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近日全部进入中南海，即时展开各项工作。
——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十一期
作者：夏杰（口述）龚喜跃（整理）
编辑：蒋楚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