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庙谒先贤：请大家不要走马观花，这是个让人敬重的地方 鲜为人知：古代民间孔庙的求子和求雨功能！
图文：走吧网特约摄影师 行侠军卒
《曲阜孔庙谒先贤》
游齐鲁胜境，谒神州至圣。
昌儒学之道，启华夏人智。
信文化根基，守传统规仪。
立仁义礼智，享万世太平。
孔庙本名至圣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于公元前478年始建，后不断扩建，至今成为一处占地14公顷的古建筑群，包括三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两斋、十七亭与五十四门坊，气势宏伟、巨碑林立。建筑仿皇宫之制，共分九进庭院，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左右作对称排列。四周围以高墙，配以门坊、角楼。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这一具有东方建筑特色的庞大建筑群，堪称宫殿之城。
现在的孔庙的规模是明、清两代完成的，面积之广大，气魄之宏伟，时间之久远，保持之完整，被古建筑学家称为世界建筑史上“唯一的孤例”。它凝聚着历代万千劳动者的血汗，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宫墙城河、牌坊门楼，参天古树、青石板路，飞檐楼阁、雕梁画栋，碑亭石刻、楹联匾额……处处是千年岁月留下的痕迹。我作穿越时光的追寻，每走一步，踏上的都是千年的尘埃；每瞪一处，看到的都是文明的积攒。堆砌出的层累，卯榫出的繁杂、交错出的纷乱、凝结出的厚重，无不展现出她曾经的繁荣、历史的悠久和饱经的沧桑。在先贤面前，我如蝼蚁般苟且！
万仞宫墙。原名仰圣门，是明代曲阜城的正南门。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孔庙为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所毁，正德皇帝下令建城卫庙、于是以孔庙、孔府为中心修筑了明曲阜城墙，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竣工。明代学者胡缵宗为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和赞扬，亲书“万仞宫墙”石额镶于门上，其意出自《论语》子贡语。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到曲阜来，为了显示他对孔子的敬仰，把胡缵宗书写的石额换下，自己亲笔书写了同样四个字镶于城门。现在看到的“万仞宫墙”石额，即乾隆皇帝的御笔题写。
1994年，曲阜孔庙、孔林、孔府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护城河。
金声玉振坊，石刻，进孔庙的起点，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建，三间四柱式石坊，坊高5.6米，宽14米，四柱三间，石鼓夹抱，4根八角石柱顶上饰有莲花宝座，宝座上各蹲踞一个雕刻古朴的独角怪兽“辟天邪”，俗称“朝天吼”。两侧坊额浅雕云龙戏珠，明间坊额填色4个大字“金声玉振”，笔力雄劲，由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著名书法家胡缵宗题写。
孟子对孔子有过这样的评价：“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金声”、“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以击钟（金声）开始，以击磐（玉振）告终。以此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如同奏乐，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一样。赞颂孔子对文化的巨大贡献。因此，后人把孔庙门前的第一座石坊命名为“金声玉振”。
棂星门是孔庙的大门。古代传说棂星是天上的文星，以此命名寓有国家人才辈出之意，因此古代帝王祭天时首先祭棂星，祭祀孔子规格也如同祭天。棂星门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六楹四柱，铁梁石柱，柱的顶端屹立着四尊天将石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柱下石鼓抱夹，使建筑风格稳重端庄。
太和元气坊。就是指孔子思想体现了整个人类思想最精华、最高贵的一面，如同天地生育万物一般，能使人类思想到达一种至高无上的境地。太和元气坊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全为石质结构。“太和元气”四字为当时山东巡抚曾铣手书。
至圣庙坊。为三间四柱冲天柱式石坊，汉白玉石材质，坊无楼，额坊一层，仅明间额坊上有火焰宝珠，两稍间额坊平面雕刻云龙图案，构图匀称，线条流畅。坊中二柱仰莲座，下出云板，向内一侧刻日形，以宝瓶支于坊上。柱顶托莲座，上有独角兽石雕，威严而庄重。坊明额题刻篆字“至圣庙”。此坊始建于明弘治13年（1500年），原坊额篆刻“宣圣庙”，清雍正7年（1729年）改建时易名“至圣庙”。至圣，就是说孔子是道德最高尚的人。
立于东西两侧的“德俘天地”、“道冠古今”木牌坊。
圣时门是曲阜孔庙的正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清世宗于雍正八年（1730年）钦定孔庙正门名“圣时门”。据《孟子》记载：“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是说，在圣人之中孔子是识时务之圣人。据此，清世宗于雍正八年（1730年）钦定孔庙正门名“圣时门”。圣时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3间，弘治年间扩为5间中设拱门3券，碧瓦歇山顶，四周是深红的墙皮，券内是杏黄的墙里，前后石阶上各有石刻龙陛。由拱门内望，令人有深邃莫测之感。
弘道门。始建于明代洪武十年（1377年），原门三间，当时是孔庙的正门，永乐十三年（1415年）后成为二门。明弘治年间重修孔庙时，改建为五间，石柱木构。清初名“天阶门”，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皇帝钦定为“弘道门”，后由乾隆皇帝题写“弘道”二字竖匾立于门额。此门高9.92米，长17.28米，宽8.96米。阔五间，深2间，3门，单檐歇山顶，灰瓦绿边，七檩三柱分心式木架，檐下施五踩重昂斗拱。梁枋肥宽，平板枋高狭，均呈清代特点，只有外檐八角石柱侧角升起，当是明代遗物。
奎文阁位于孔庙的中部，是藏书的一座楼阁。中国古代以奎星为二十八宿之一，主文章。阁始建于宋天禧二年（1018年），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改建。奎文阁三重飞檐，四层斗拱，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长30米，宽17.62米，高23.35米。阁的内部有二层阁，中间夹有暗层，结构独特，工艺奇巧。上层是专藏历代帝王御赐的经书、墨迹的场所，明清两代曾专设奎文阁七品典籍官一员进行管理，暗层专藏藏经板，下层专藏历代帝王祭孔时所需的香帛之物。
大中门，始建年代不详，金代已存，明朝弘治年间曾重修，清代重建，门上匾额系乾隆皇帝题写。该门原名“中和门”，后改为“大中门”，阔5间，较弘道门狭长。门高9.42米，长20.44米，宽7.49米，单檐悬山顶，绿琉璃瓦覆顶，五檩三柱分心式木架，檐下、脊檩下均施一斗三升斗拱。
“大中”是赞扬孔子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能够独立存在的天下唯一之正道。在“中”之前加“大”，更强调了孔子和儒家“中庸”思想的重要性。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
孔庙内保存汉代以来历代碑刻1000多块，内容既有封建皇帝追谥、加封、祭祀孔子和修建孔庙的记录。庙内碑刻上至两汉、下迄民国，真草隶篆，各家书法具备。巨者逾丈，小者不盈尺。著名的汉代碑刻有汉王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石史晨碑、乙瑛碑、孔庙碑、礼器碑、孔谦碑、孔君墓碑、孔彪碑、孔褒碑、谒孔庙残碑等17块，汉碑集中存数居全国首位。魏晋南北朝碑刻有黄初碑、贾使君碑、张猛龙碑、李仲璇碑、夫子庙碑等。孔子故宅西侧四角黄瓦方亭中立有乾隆御书《故宅井赞》碑，亦为艺术珍品。陈列室内还嵌有玉虹楼法帖石刻584块，其他各处有各代各种碑刻1200块以上。
十三碑亭。亭内立有55块碑，是唐、宋、金、元、明、清等朝代所立，其内容都是皇帝、钦差拜孔、对孔子的追谥、评价，历次修孔庙的记载，有汉、满、蒙、八思巴文等文字。南八北五，所以称十三碑亭，因为都是经皇帝批准立的碑，因此又叫御碑亭。东起前排第三、六两个亭子是金代所建，是我国现存不可多见的建筑。凡是用赑屭驮的碑都称“御碑”。“赑屭”是吉祥物，传说龙王有九子，它是第8子，它爱“文”，善于负重，石碑有文字而沉重适合其特点，形象应为龙头、龟身、鹰腿、蛇尾。
东起北边这第三个亭子是康熙皇帝立的碑。北京西山采的石头经大运河、济南又运到这里。专家计算这幢碑13万斤重，从济宁沿途泼水冻了，在冰上滑过来的，有时一天只走卧牛之地。曲阜本有好石头不用，要从北京运来，以示皇帝对孔子的重视。这院东南、西南各有一片碑碣都是王公大臣们修庙、拜孔的记载，书法价值很高。
十三碑亭的建筑结构在建筑领域十分罕见，没有整体规划，布局结构绫乱。表现为碑亭大小不一，高低不同、间隔距离不等，有些给我的观感可以用局促、挤压、重叠、杂乱来描述，与中国建筑中轴直正、两侧对称、突出核心、前轻后重、由疏而密再疏等传统布局方式差异较大。听得一侧导游用“犬牙交错，勾心斗角”，中间插进为“勾心”，左右四角尖端相顶为“斗角”来给游客们讲解。然而，我通过在现场的直接感觉为：此地域较为局促，十三座碑亭皆为皇帝御批，朝代更迭，建设年代相隔久远，且先建的两座金代碑亭就不够规制，后者皆插空而建，因而形成了目前“杂乱无章”的结构场景。最值称道的是：按照传统礼仪，大成门左手侧（东侧）最近一块空地（也称上首位）竟然留空到清朝雍正年间。雍正何等聪颖？逐在此建了一座雄冠十三碑亭之首的碑亭，且碑及碑座也为最高最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历朝历代帝王的“勾心斗角”罢了。
一家之言，只供笑谈！
大成门始建于宋崇宁3年（1104年），经历代多次重建，现门屋高13.5米、长24.6米、深11米，单檐黄瓦歇山顶，七檁三柱分心式木架，檐下用五踩重昂溜金斗，金龙和玺彩绘，擎檐为石柱，明间前后石柱高浮雕二龙戏珠，云朵线条流畅、二龙姿态生动，其余石柱为八棱状，减地平镌小幅云龙。大成门台基1.65米、石须弥座，束腰部分所刻卷草和圭脚部分所刻云纹构图匀称，线条圆和，当是明代所刻。门前后各有六级台阶，中用陛石，浅浮雕云龙山水，雕刻非常精美。清雍正帝御笔题匾“大成门”，赞颂孔子是集先圣先贤之大成，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
大成门两旁掖门各3间，与院落内东西两庑连檐，即突出大成门作为正门的到位，又避免了单独建门屋缺少整体联系的弊病，处理方式非常巧妙。
“先师手植桧”是位于大成门内东侧石栏围护的桧树，树东石碑是明万历年间杨光训手书。 古桧挺拔高耸，树冠如盖。据记载，古桧原为孔子亲手所植。今存桧树为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于古树桩下复生的新枝长成的。被人视为孔子思想和孔子后裔兴衰的象征，倍受敬仰。至今约有2400年树龄，依然保存完好。
相传孔子手植桧原有三棵，后枯死两棵，惟有此桧生生死死，几经荣枯留存至今，树高10余米，粗可合抱。
先师手植桧历来受到重视，过去人们把它看作孔子思想的象征，它不仅与孔氏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此桧日茂则孔氏日兴”，而且还同封建统治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为此赞曰“矫龙怪，挺雄质，二千年，敌金石，纠治乱，如一昔。”
杏坛位于大成殿前的院落正中。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在此建坛，在坛周围环植以杏，命名为杏坛，以纪念孔子杏坛讲学的历史故事。金代又在坛上建亭，大学士党怀英篆书的“杏坛”二字石碑立在亭上，明隆庆三年（1569年）重修。杏坛是一座方亭，重檐，四面歇山顶，十字结脊，黄瓦飞檐二层，双重斗拱。曾有诗人以妙句描绘杏坛的景色，“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建筑，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高32米，长54米，深34米，重檐九脊，黄瓦飞彩，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周环回廊，巍峨壮丽。擎檐有石柱二十八根，高5.98米，直径达0.81米。两山及后檐的十八根柱子浅雕云龙纹，每柱有七十二团龙。前檐十柱深浮雕云龙纹，每柱二龙对翔，盘绕升腾，似脱壁欲出，精美绝伦。殿内高悬“万世师表”等十方巨匾，三副楹联，都是清乾隆帝手书。殿正中供奉着孔子的塑像，七十二弟子及儒家的历代先贤塑像分侍左右。历朝历代皇帝的重大祭孔活动就在大殿里举行。殿下是巨型的须弥座石台基，高2米，占地1836平方米。殿前露台轩敞，旧时祭孔的“八佾舞”也在这里举行。
“万世师表”匾额为康熙皇帝所题；
“斯文在兹”匾额为光绪皇帝所题。
我也来附庸风雅一下：
“万世师表”开启太平盛世为人师表后人称颂；
“斯文在兹”屡受列强欺辱斯文扫地遭禁冷宫。
“生民未有”匾由雍正皇帝御笔题写，用于昭示后人铭记孔子在创立儒家文化中的至尊地位。
“生民未有”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又在《孟子·公孙卫》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意思是说：自有生民以来，从来没有像孔子一样至高无上的圣贤，世上只出现了这一位圣人。
诗礼堂位于东侧承圣门后。孔子曾教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后人因建此堂，以为学习诗礼之所。正殿五间，绿瓦朱甍，彩绘斗拱。最初建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后几经改建。清初孔尚任曾在此向清帝玄烨进讲过经书。堂中悬挂着“则古称先”和“绍绪仰斯文识大识小”，“趋庭传至教学礼学诗”的楹联，为清乾隆皇帝题写。院中堂前有一株唐槐，根柯蟠结，枝繁叶茂；两株宋银杏树，亦千年之物，浓荫半亩，春华秋实，雌银杏至今仍硕果累累。院东厢为礼器库，是存放祭祀器物的库房，祭祀前，赞礼生就在此院中演习礼仪。
此处游客皆歇，各据一座，欲为孔鲤之同学，唯占诗礼二字。更有甚者，竟有上座于讲台上者，无样学样。君自叹弗如，匆匆摄影而过，唯心存敬重之意尔。
鲁壁位于诗礼堂后，故井以东。秦始皇焚书时，孔子九代孙孔鲋将《论语》、《尚书》、《礼记》、《春秋》、《孝经》等儒家经书，藏于孔子故宅墙壁中。明代为纪念孔鲋保藏儒家经书的功绩而刻制鲁壁碑。
据传为孔子当年的吃水井，位于诗礼堂后。井深3米，明中期以雕花石栏围护，内立明代“孔子故井”碑。井水“即清且渫”，被称为“圣水”。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高宗祭孔撰“故井赞”，于井西刻碑建亭。
孔府位于孔庙东侧，参观完孔庙出门穿过一条卖旅游纪念品的小街，就到了孔府。孔府曾是数百年来孔子嫡系长期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室宫府的最大府第，有“天下第一家”之称。孔府内建筑古迹众多，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它还是官衙与住宅合二为一的建筑群。
孔府始建于宋金时期，又于1377年建于现址。孔府又称“衍圣公府”，“衍圣公”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孔府大门正中高悬“圣府”金字匾额，相传为明代宰相严嵩手书，门两旁有清代纪昀手书的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现在的孔府基本上是明、清两代的建筑，占地面积约为240亩，以东、中、西三路布局，分为前后九进院落，共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80余间。
孔府虽不如孔庙庞大，但同样拥有九进院落，有楼轩厅堂四百多间，进入大门后的建筑布局分为东、西、中三路。东路为家祠所在地，有报本堂、桃庙等；西路为旧时衍圣公读书、学诗学礼、燕居吟咏和会客之所，有忠恕堂、安怀堂，南北花厅为招待一般来宾的客室。
中路是孔府的主体建筑，先是进入孔府的第二道大门“重光门”，迎面有一座门楼，上有“恩赐重光”匾额，为明世宗朱厚熜所颁。当年，只有帝王大典、迎接圣旨，或进行重大祭祀活动时，才会在十三响礼炮声中将此门打开。
进入重光门是官衙，设三堂六厅，外辖和勾、百户、孔庭族长及曲阜县衙四个衙门。其中大堂是当年衍圣公宣读圣旨、接见官员、审理重大案件，以及节日、寿辰举行仪式的地方，如今可以看到里面陈列着的正一品爵位使用的公案桌、仪仗等物品。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4月11日，正值孔子第72代孙孔宪培出生一年。在乾隆帝看来，第71代衍圣公孔昭焕上有高祖母，下有子女，孔府家族六世同堂，无疑是件值得大加赞颂和庆贺的事情，于是便欣然命笔为孔昭焕的高祖母黄氏题写下了这方“六代含饴”的匾额。
衙堂之后是历代衍圣公及家眷的住宅。
警钟长鸣，牢记教诲的“戒贪图”。
孔府寿字中堂。
最里面是后花园，花园虽不大，但假山、池塘、竹林、亭台、曲桥等俱全，还建有敬花神的石坛、赏月的凉台、焚香读书的坛屋。
花园内有一棵四百多年树龄的柏树，一树生五支，中间生一株槐树，被称为“五柏抱槐”，是一大奇景。
孔庙最早是家庙性质，孔子形象也非一般的庶民可以接触到。《史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家，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家。”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
两汉时期，孔庙从私庙完成了向官庙的转化。目前对于外地最早建立孔庙的时间，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南北京畿已建立孔庙。永明七年（489），南齐武帝立孔庙于建康。同年，孝文帝亦于京师（平城）立孔庙。
官方对民间私自祭拜孔庙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延兴二年（472）的诏令：
“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覡，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策盛，务尽丰洁。临事致敬，令肃如也。牧司之官，明纠不法，使禁令必行。”
从内容来看，这是一次南方边境稳定后孝文帝整顿庶民祭祀孔庙的诏令。根据上文，这里民间私自祭拜的孔庙，应该就是兖州孔庙。重要的是，这篇诏令清楚地展现了在官方力量不干预的情况下，庶民自发地在孔庙“淫进非礼”、祈祷“非望之福”的现象：
首先，民众使用了女巫、血祭杀生、舞蹈等带有民间信仰色彩的祭拜形式，这与祀典中孔庙“明神敬圣”、“肃如”的理想氛围不符。
其次，民众的祈祷内容是“非望之福”，显然，这里意指个人性质的祈福。
据《封氏闻见记》：“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殊为亵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后魏孝文帝诏：‘孔子庙不听妇女合杂，祈非望之福。’然则聋俗所为，有自来矣。”
由此可以判断，延兴年间诏令的“非望之福”指的应是祈子一事。此外，官方力量不干预时民众自发地去孔庙祈求个人之福，并非一时的孤立现象。据《大金国志》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世宗诏曰：
“向者边场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凌迟，女巫杂现，淫进非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
这条与延兴二年（472）相似的诏令，再次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官方力量不在场时，民众自发地去孔庙祈求个人之福。可以说，以上两条诏令，恰恰反映了带有神祠色彩的血祭方式、对个人之福的祈求，对民众来说，才是更为自然的现象。
中古时期妇人到孔庙祈子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仅是诏令，其他史料也可佐证。杜甫在《徐卿二子歌》中赞美道“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此诗为上元二年（761）杜甫至成都拜访徐姓兵马使，赞美其二子而作。对此，姚崇新解释认为，孔子和佛陀应该是唐代民众求子的两个主要途径。
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描述这位李府君的出生情况写道：“君讳勘，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聋，愗州浦阳尉。浦阳晚无子，夫人吴兴沈氏，梦一人状甚伟，捧一婴儿曰:‘予为孔丘，以是与尔’。”
与上文诗作相同，墓志铭中出现逝者出生的表述，也带有赞美色彩。因此可以推测，在唐代，孔丘送子应该是一个流传于民间司空见惯的现象，不然也不会以典故入诗，并且在文中作为赞美之用了。
虽然姚崇新认为，送子观音兴起后，孔丘的送子功能被取代了，但直到乾隆年间的《续商州志》中，仍可以看到以下记载：“邵可立母李氏梦从孔庙抱一子，归，后生可立，登进士，官至方伯。”可见，民间将孔丘、孔庙与送子联系起来的现象，明清时期仍未消失。
关于求雨，据《隋书》卷7《礼仪志》载，北齐遇到水旱灾情时，“祈祷者有九焉：一曰零，二曰南郊，三曰尧庙，四曰孔、颜庙，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渎……”。
因此，北齐祀典规定，若发生水旱灾情时，官方可到国学中的孔庙祈祷。到了唐代，虽然祀典不再将孔庙列入祈雨之所，但在民间的孔庙实践中，仍可看到地方官吏赴庙求雨的记载。
中唐乔琳撰《巴州化成县新移文宣王庙颂（并序）》：
“化成县令范阳卢，纯深贞特，康孝絮矩。夏大旱偶有事于文宣。公焚香至诚，雷出自庙，指观倏忽，霈然滂沱。自下车数月有感辄应。无方之神，岂情于造物者乎？可由而不知也以此。顷因祠宇荒僻，垣墉颓圯，憩聚樵枚，亵渎威灵。公以必葺而未言，频假寝以梦圣。隙地兼胜，此为新宫。”
从碑刻内容看，这段文字不仅描述了化成县令的行为，还有其心理活动的描写一一“焚香至诚”、“无方之神，岂情于造物者乎？”。可以推断，这篇碑文应该是作者乔琳根据县令的转述而撰写。
从文本分析来看，首先，这位县令祭孔时“焚香至诚”，然而无论是官方祀典还是儒家经典，均未见有祭孔使用行香的记载。显然，民间的孔庙实践溢出了祀典中的设计。
其次，祈雨灵验后，这位县令相信了夫子对于本地的护佑一一“自下车数月，有感辄应。无方之神，岂情于造物者乎”，也因此认为樵夫在孔庙休憩是不合适的。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使用了“亵渎”、“威灵”等词语，反映出这位县令将孔庙视为不可亵渎的神灵空间的想法。
最后，这位县令由于未能及时修葺孔庙，而频繁梦见夫子一一“公以必葺而未言，频假寝以梦圣”，这种行为更是将夫子视为在意自己的神祠是否得到修葺的神灵了。
可以说，在上述记载中，孔夫子拥有致雨、托梦等神迹的力量，并且其威灵不可亵渎。考虑到本篇碑文的作者乔琳为进士及第，曾任天宝年间国子祭酒，而作者选择将这种带有神灵色彩的转述撰写到将会矗立在新修孔庙中的碑文上，表明在乔琳看来这种认知并无不妥，而庶民则很可能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要知道，日后在孔庙活动的民众一一如祭孔仪式的参与者、观众等，很有可能对此碑进行识读，并以当地独特的方式传播，进而扩大着此碑的影响。
综上，这种带有神灵色彩的碑文，先由基层县令的亲身经历形成信念，后通过进士之手撰写入文，最后在民间这个空间传播。此碑文虽然并未直接表明庶民对孔庙的认知，但基层官吏使用行香的方式，以及这种碑文在民间传播，将很可能影响庶民的孔庙认知。
无独有偶，这种为夫子托梦要求修葺孔庙的记载，后世也可见到。《治世馀闻录》上篇卷3：
“先是，兖州知府龚弘，一夕梦见谒孔庙，宣圣对之泣下，既寤，不知何祥。
次日适当谒庙，礼毕，弘升殿，命诸生揭幔瞻视，正见塑像龛倾损裂，殿瓦穿漏当其上，有水迹下被像面，帷幔亦且弊腐。弘惕然，亟为整饰完好。”
这里兖州知府梦见“宣圣对之泣下”，其原因也是因为现实中“有水迹下被（塑）像面，帷幔弊腐”，需要整修的缘故。据《四库提要》考证，《治世馀闻录》所记为明孝宗时事，大抵为陈洪谟所著，后经世人传抄得以流传。
考虑到这段史料最初出自个人之手，又经过传抄，那么兖州知府是否真的经历了夫子托梦显灵也许己无从考证，比如很可能孔子托梦显灵的故事是先在民间流传的，而兖州知府则是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而被拉来的“见证者”。
不过，无论是怎样的文本形成方式，至少都表明了“夫子托梦显灵”这种故事元素在民间是确实存在的。
运营/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