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为何七十大寿死于饭桌？他的晚年生活如此让人不屑 梁启超一生多变的启示
康有为（资料图）
康有为，1858年生，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88年10月，鉴于民族危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了改良主张。1890年至1893年间，在广州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力量。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在北京联合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
康有为，1858年生，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88年10月，鉴于民族危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了改良主张。1890年至1893年间，在广州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力量。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在北京联合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1898年，与梁启超、谭嗣同等首倡维新，向光绪帝提出改革建议，推行新政，不幸失败，遭清廷通缉，遂流亡海外16年，后组织保皇派，于1913年回国。1913年12月，康有为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回归广东南海，安葬了母亲和胞弟康广仁的遗骸，翌年6月，乘长江轮，徐徐驶向上海。面对奔腾的激流，康有为回顾自己当年的岁月，深感老之将至，不禁泛起回天乏术，息影林泉的念头。这位维新领袖人物的最后15年，就在构筑别墅、尽情纳妾、游山玩水的寓公生活中度过。康有为一到上海，就看中了大实业家盛宣怀在新闸路16号(今新闸路1010号新亚药厂)的辛家花园，以每月120元的代价租赁下来。辛家花园占地10亩，围以红墙，曲径通幽，有移步换景之妙，院内林木森然，奇花如海，一派田园风光。康有为将园内两座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宫殿式二层楼房，命名为“游存楼”和“补读楼”；在园内搭起凉棚，种植瓜果葡萄，养了大龟、海豹、澳洲袋鼠等动物。于是，康有为率家眷和门客，过起了悠闲的“归隐”生活。
毕竟康有为久租盛家住宅不甚方便，1921年，他在愚园路购地10亩，仿辛家花园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式住宅“游存庐”，门牌为192和194号(今愚园新村)。“游存庐”临街筑有两幢西式楼房。院中为一座五开间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名“延香堂”；左边是一个宽敞的大客厅，可以举行相当规模的舞会，这些是康有为及其家属居住活动的地方。康有为在院内挖了大池塘，内可划船，又筑桥建亭，遍种花树1200余株。院中除了原来的动物外，又增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金丝猴、一头野驴和500尾金鱼。在这湖光山色的“世外桃源”，康有为四季如一，驾扁舟一叶于鹿鸣猿啼之中，荡漾池塘，咏诵华章。1920年，康有为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丁家山建筑了占地30亩的“一天园”。丁家山突出湖面，好像一只苍鹰振翅欲飞，山不甚高，却能鸟瞰全湖。康有为每至春秋花季，便去“一天园”小住，今尚留下《一天园记》、《一天园诗十章》等佳作。1921年，康有为在上海杨树浦，临吴淞江处修建了“莹园”。该园完全按江南农村格局构思，简单中显现水乡农人躬耕田野，安居乐业的意境。他经常坐着马车，悠然地去那儿小住，以体验农村生活。1923年，康有为游青岛，青岛市长赵琪招待他住入福山路6号的“提督楼”(今福山支路5号)。当康有为得知此楼乃1898年德国在青岛设治时造的提督署，一次大战结束后，我国收回胶州湾，该楼成为官产时，他猛地想起了德国、日本侵占这片美丽领土的耻辱，遂将其租下，次年干脆买下院落，取名“天游园”。自此，康有为每年率太太、子女来青岛避暑，直至在“天游园”逝世。康有为晚年身体尚佳，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游览了几十座名山，其间最能反映他政治上失意心态的乃是匡庐、终南山之旅。1918年，康有为放舟九江，登上了云雾缭绕的庐山。他手拄龙头杖，蹒跚于牯岭街、锦绣谷、仙人洞、龙首崖、五老峰……一日，康有为兴致盎然地去含鄱口看日出，当朝阳喷薄欲出之时，紫霞荡漾，满山金光，鄱阳湖上平静如镜，渔帆点点。突然，峡谷间云海浩瀚，九奇峰如大海上的浮岛，徐徐向他飘来。康有为触景生情，感叹世事变幻，回忆起他青年时代来庐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沸腾岁月，不禁热泪滚滚。数日后，康有为又来到海会寺，踏访当年青春的脚步，询问故人的下落，康有为正满怀伤感环视殿堂，方丈慕西和尚(当年接待康有为的小和尚)，捧着一只百果树盒，缓缓而入，他揭盖让康有为看当年的方丈至善和尚之徒普超，划破手指，历时15年，用鲜血书成的一部共80卷的《华严经》，暗示人应该看破红尘，献身佛教。康有为怅然若失地赋诗一首，表现出了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心态。
1923年4月，康有为从上海抵洛阳，参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50寿辰后，游兴勃发，遍访中原古迹。10月再赴洛阳，不日在一批地方官员的陪同下，向西安郊外的终南山进发。终南山包括翠华山、南五台、圭峰山、马丽山等峭壁秀丽的山峰，如一幅绚烂的画卷。是日上午，秋阳朗照，红枫尽染苍山，康有为一行乘车至终南山麓，随后坐滑竿上山。66岁高龄的康有为在向导郑子屏的挽扶下，引经据典，吟诗作赋。次日晨，他们循山路缓缓前进，至五佛殿休息。康有为见殿前有两株古槐，直耸云霄，马上问道:“此槐伟岸挺拔，乃平生罕见，是何时所植？”郑子屏急忙回答:“这是汉槐，据乡人所传，天下每遇事变，此槐便连发啸鸣，奇灵异常。”康有为感到奇怪，忽见一股清泉从山峰飞流直下，经殿前时泉击山石，宛若珠玉。他若有所思，口念七绝一首:竹林寺上古槐树，树身两抱上参天。飞燕玉环旧摩抚，美人黄土几千年。
他由赵飞燕、杨贵妃等绝代佳人，联想到人的生命竟不如参天大树，不禁发出一番宿命的感慨。接着，他们登上了名扬中外的南五台。康有为伫立山巅，南望终南群峰，如翠屏环列，芙蓉插云；鸟瞰苍松荫郁的庙宇，顿生沧桑之感，一阵山风吹来，但闻松涛澎湃，他自言自语道:“哪怕风云激荡，尤应排除杂念为上”。在这险峻的高山上，以老子“清静、无为”自诩，在心里逃避着现世的矛盾。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出生于广东新会农家的梁启超（1873～1929），十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12岁秀才，17岁中举，23岁与老师康有为耸掀公车上书，1898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不过，据学者统计，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这在一向尊崇“从一而终”的中国，自然讥多赞少，落下“流质易变”之垢。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甲午至戊戌时期（1894～1898），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以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张本，托古改制，摇撼旧法，倡平等、主民权，求立宪，发展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赫赫有名的思想领袖。
梁启超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戊戌至癸卯（1898～1903）亡命东瀛时期。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留徒梁启超、韩文举（1864～1944）、欧榘甲（1870～1911）等人于日本，在横滨发行旬刊《清议报》。是年春夏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1855～1932）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1866～1925）、陈少白（1869～1934）、梁启超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欲使孙康二派联合，共任国是。梁启超一见孙中山，便倾倒于孙的言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1861～1901）等人时相往还，“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
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往还密切，渐有赞成革命之意，认为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致康有为书〉1902年5月），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康两党合作。这自然引起以保皇维新为己任的康有为及其党人之不屑。因为康党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尤其康有为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奉为明主，视反满弃君类同“发逆”。因此，梁启超这种“反出朝歌”、有悖师门的转变，深受康党唾弃，斥为“叛徒”。尤其在注重五伦的传统思想中，天地君亲师，背叛师门确可归之“大逆不道”。不过，这一切梁启超都顶住了，他朝着激进革命的思路继续前行，重复了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柏拉图说的那句传世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梁启超还介绍章太炎、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见，拟合作共同反清，当时康派半数赞成。考虑到老师康有为绝对不会同意弃保皇而就共和、舍维新而就革命，梁启超联合十三人，写了长达千言的“上南海先生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促老师康有为退出政坛，不要再干预晚辈行动。康有为收到劝退信，怒不可遏，严辞申斥，立派人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得延误，再令欧榘甲赴旧金山任《文兴报》主笔，此乃康梁师徒在政治上发生矛盾的开始。各地康徒亦为之哗然，指此十三人为逆徒，呼为“十三太保”。康徒当时仰其师如帝天，接到康有为的答书，梁、欧离去，孙康合作之局瓦解，“十三太保”遂散。
这一时期，正值三旬前后的梁启超在日本久受革命党人影响，接受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逐渐离弃戊戌以来的保皇维新立场，政治主张从君主立宪逐渐转向民主共和。他认识到彻底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重组民族国家乃世界潮流，而“外争国权”需要全新的组织形态，需要扩大民权，发动全民的积极性，参与国事，不能仅仅只依靠少数上层官僚与皇帝的把舵。显然，这一政治目的在传统儒家思想框架内是无法提供的。他在首次访美中写下：“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这一时期，梁氏言论已类同激烈革命党，如〈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鼓吹排满共和、全盘西化。
1903年，梁启超赴美国考察。当他看到美国民主政治及目睹旧金山华人区的脏乱差之后，对民主刚刚生出不久的赞赏很快消失，政治立场急剧改变，认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原来是分肥式的“挂羊头卖狗肉”，选举也过于频繁，舞弊过甚，各派政治家为献媚俗众，太注重短期效应，怀才者纷纷躲避政治，许多总统不过是平庸之辈。同时，他认为中美国情有异，各方面差异太大；中国的家族主义劣根性太重，且自私少知，这样的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充分民主，对他们只能是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与压制式管理。故而，他提出中国人应该忘掉卢梭与华盛顿，应该牢记古老而严厉的法家传统。他甚至警告：毁掉中国将不是蒙昧主义，而是进步主义，如果以不受限制的代价购买自由，也许70年之后还享受不到自由的幸福。其依据是俄国在专制统治下同样完成近代社会改革，并显示出相当效率。而且，从社会思潮上，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支持国家集权的。西方知识界看到法国为1789～1793年的大革命付出严重代价，八十年后才得些许回报，因此对民主怀有莫名恐慌。这一时期，梁启超鼓吹变革的言论显著减少，从学术文化、史地人物等角度从事启蒙工作渐增。
基于以上认识，1904年《苏报》案后，梁启超抛弃了1899年以来所信奉的“破坏主义”与革命排满政策等主张，回过头来认同康有为的保皇维新立场，坚决捍卫君主立宪，并发表影响甚大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展开激烈论战，再次成为维新党人的中坚、同盟会的劲敌。梁启超判认中国不仅不宜进行急速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仍以满人在位为宜，并认为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惟一大道。此时的康梁一致认为走英式立宪制可避免社会激烈震荡，改革所支付的代价较小。换言之，梁启超从一步到位的“激进论”又回到步履稍缓的“渐进论”。而“激进论”与“渐进论”又是同盟会与康梁党徒划然有别的楚河汉界。
世界现代史证明：越是落后的时刻，越是激进的东西就越容易取胜；越是落后的地区，人们提出的革命方案也越偏激。如当今的阿拉伯地区，越落后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越灿烂，手段也越极端。因为，越是落后，人们就越希望速变，一锹能挖出一口井，一跺脚就改变了面貌，多好哇！而激进的东西为了赢得人们的支持，又总是将蓝图设计得尽善尽美，将大饼挂得似乎就在近前。但是，世上真有那么好的事么？真能一步走进天堂么？
1919年，梁再次游历欧洲回来，目睹欧美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嘴脸，称欧洲文明已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中国不必效法，主张中国应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其所谓中国自己的路，便是以传统文明为思想内核，尽弃西方文明。换言之，第三次大变后的梁氏已成为传统思想与传统制度的皈依者。因此，晚年的梁启超对政治渐失热情，潜心于治学与研究，1925年入主清华研究院，提携像陈寅恪这样的后辈。1926年任北京图书馆长，1927年出任司法储才馆长。可见，这时的梁氏已看到文化与人才的重要性，一改其中青年时积极入世之态，深沉多了。
梁启超迅速退回保皇立宪的维新立场，在同盟会员看来无疑是政治上的堕落，最客气的措词也归为“落伍”。辛亥以后，他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出任袁政府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后又辞职，撺掇学生蔡锷反袁。五四时期，胡适将梁启超作为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一大典型。今天看来，保皇维新似乎过于缓慢了，但也不能就此指说梁氏之见过于稚嫩。事实上，袁世凯死后，北洋群龙失羁，军阀割据称雄，再演三国故事，内乱连发连爆，国家建设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仅就这一点来说，还真被梁氏料到了。
由于梁氏56岁便辞世，尽管岁近老年，思想已经定型，仍有人戏言，若老天假梁氏以长寿，以其接受新事物之敏感，再度更易主张也未可知。1934年2月2～6日的《申报·自由谈》，〈梁任公在湖南》〉一文末尾：“说起来真可笑。‘戊戌’前后，梁任公大新；‘辛亥’前后，梁任公又旧了；‘五四’前后，梁任公‘跟著后生跑’，还赶不上；这一个伟大的时代真有点捉弄人。虽然，时代是一直向前的，人不站在时代之前，就落在时代之后，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有人总结梁启超的转变轨迹：维新—共和—保皇—拥袁—反袁，最后退出政坛转入学界。但就大的方向来说，从改良维新到倡导共和再回到虚君保皇，实三次耳！梁氏之易变，为中国20世纪思想史留下两个非常有趣且重要的话题。一、为何从反叛传统起步的他，最后却皈依传统之门？这究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强大，还是西方思想的无力？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一直摇滑于中西学术之间，至今仍无最后之定夺。既舍不得老祖宗的东西，一只眼睛又被外来的漂亮妹妹所吸引，这就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之实况。二、梁氏如此易变，究竟是梁氏个人因素，还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之通弊？或只是梁氏真诚坦率，将自己的心路历程随时摊晾于外？
作为个人，梁启超感觉灵敏气质热情，四周环境稍有变化便能敏而感之、起而迎之，能够迅速吸收不同的学术思想，并不固执原有成见。他本人晚年也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亦有然。”郑振铎认为梁启超的光明磊落之处便在于他的善变，且并未变动宗旨目的，所变者仅为手段与方式而已。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梁漱溟认为梁启超因热情而多欲，缺乏定力不够沉着，其学术活动量过于质，未能达到含蓄深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虽然空间上大于蔡元培，但时间上却不及蔡元培绵历久远。
以今天眼光，梁启超的渐进论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理解。毕竟，渐进虽缓，代价较小，社会阵痛亦轻。此外，也容易维持秩序，容易沿续被历史检验的那些经验，不至于打翻一切重起炉灶，引起道德失范司法真空。就当今世界主流意识而言，亦大都赞成和缓的改革而非激进的突变。再则，渐进因基础扎实，不断调整不断修补，更利于对问题的深刻认识，社会接受的程度也较高，阻力相应较小。就其整体速度而言，也不见得比激进的突变缓慢。“渐进论”终于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说明了中国知识界真正走向成熟。
台湾一位政治学教授在总结台湾政治改革经验时，概括为两句话：“开始要早，步子要慢。” 也就是说思想认识可以前卫激进，但实际行动宜稳宜缓。对此，钱理群先生于1996年有一剖析：“这一‘早’一慢……同学们不要小看这几个字，这是总结了本世纪无数的经验教训（其中还包括了血的教训）以后，才得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